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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冶
最近，广州何富杰律师起诉银行，并声称：“银行设最高限额是为了多收手续费。”这位律师表示，他之所以打这两单官司，主要是出于公益目的：“你想想看，银行对一个持卡人如此，全国有多少个持卡人，银行每天又能多收多少钱？我没跟相关银行交涉，就直接把它们告了。我相信法院对此能有公正的裁决。”
“公益目的”，这倒是个值得我们回味思考的言语。这段时间，关于银行的收费争论不少，银行几处于各种言论浪潮之尖，如今，终于发展到了有消费者要和其对簿公堂之境地。抛开是否炒作的嫌疑，也要为这位律师同行的勇气及行为叫好。或许这起带有“公益诉讼”色彩的官司，最终仍将以消费者的败诉而告终，但这无疑是令银行之外的广大民众感到振奋的。
然而，为区区几块钱打这场官司，作为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原告耗费多少的时间、精力、金钱是可以想象的，对这些时间消耗及支出，同时考虑到如此诉讼的“偶发性”等因素，另一方当事人银行作为一个强大的经济组织，它才不在乎呢。尼采说：所有看似公正的事物，如果没有普遍存在的意义，那么其价值就是值得怀疑的。现在这起披上“公益”外衣的起诉就是如此。在这个事例中，虽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扬名而制造诉讼，但不管为了什么，既然法律赋予了他们诉权，他们的起诉就是无可非议的。将这样的诉讼称之为“公益诉讼”（包括过往诸如引起过官司的电信服务多收费、车站收取如厕费、向手机用户收取来历不明的费用、铁路春运涨价等等），并以这些诉讼为据而断言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提高，普法取得了成效，我想也都是并不为过的。毕竟，这些诉讼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唤醒了人们的维权意识，引起了一些部门对普通民众权益的重视，甚至对整个社会法制习惯的形成都是大有好处的。
但对此类“公益诉讼”作过高的评价，有过高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建立了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让民众广泛参与进来，让消费者协会等组织参与到此类诉讼中来，使公益诉讼成为一项制度，一种监督，而不再成为一种“突发事件”，这才能促使“顽疾”缠身的一些行业、部门转变观念，改善服务，自觉守法，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最后，在诉状中，这位律师还要求判决银行在媒体上公开向他赔礼道歉，有点遗憾地指出，赔礼道歉是侵害人身权的责任承担方式，赔礼道歉仅适用于人身权及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的侵害，故这位律师要求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很难获得法院支持。最后，还是祝这位同行成功。
（作者系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闻回放］广州律师起诉银行ATM收费
在银行自动柜员机（ATM）上，为何工行每次异地转账最高限额为5万元？为何农行每次跨行取款最高限额为1500元？在普通市民看来，这些不是问题；在广州律师何富杰眼中，这其中却存在猫腻：“银行设最高限额是为了多收手续费。”日前，他已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告上越秀区法院，将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告上天河区法院，两案都已被法院受理。
(观宇/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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