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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侵华史中，国内的教科书和有关论著都把“华北自治运动”作为“华北事变”中一个孤立的突发个案进行叙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封汉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经过十几年搜集材料和研究，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结合日本侵华总战略，对“华北自治运动”予以重新解读，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
“华北自治运动”（或称“华北五省联省自治”），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军国
主义者一手策动、假借自治之名、制造完全脱离南京政府、仰承日本鼻息的傀儡政权的运动，是日本侵略者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离”华北，妄图把华北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过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按照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14年的侵华战争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1931年9月至1933年5月为第一阶段，主要目的是推行所谓“满蒙政策”，以武力侵占我国的东北和热河省；1933年5月至1937年7月为第二阶段，主要目的是推行“华北分治”政策，企图用“谋略”手段（辅之以武力威胁）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1937年7月至
1945年8月为第三阶段，主要目的是推行全面侵华政策，妄图以武力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
1933年发生的“热河事变”，是日本侵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切合点”。吞并热河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满蒙政策”的组成部分，但“热河事变”又与日本第二阶段侵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侵略手段上看，日本军国主义者采取了武力与“谋略”两种方式，而日军的“谋略”手段及其失败的“教训”成为此后日本“华北分治”政策的“胚胎”。《塘沽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本侵华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从1933年5月起，日本开始根据“热河事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调整其侵华政策。到1933年12月，日本冈田内阁抛出了《对华政策》，标志着“华北分治”政策的确立。主要内容是企图用非武力手段（亦即“谋略”手段）逐渐地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直到1936年8月，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侵华政策的内容，均未超出《对华政策》所规定的范围。
“华北分治”政策提出后，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推行“华北分治”政策的途径。经多次试探和秘密会议，到1935年4月，关东军司令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决定：把华北五省“建成为统一的自治地带”，即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自治区域。这个方案得到东京的批准。从此，用策动“华北五省联省自治”来推行“华北分治”政策就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主旨。
从日本确定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来推行“华北分治”政策到1935年9月是运动的第一阶段。日本的企图是：第一，寻找机会“制造事端作为提出要求的借口”，以此全面压迫南京政府妥协退让，使南京的“中央势力”撤出平津，造成华北的“真空”局面；第二，“寻找”、“筛选”一种策动“华北自治”的“最佳方式”，并寻找其在华北的代理人，为大规模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做准备。
1935年5月，发生了“河北事件”和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停战区”事件，日本以此压南京政府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出笼，标志着“华北自治运动”的开始。
《何梅协定》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胃口，此后，关东军、日本天津驻屯军、日本特务机关等侵华机构相继采取了制造“事端”、武装暴乱、外交交涉、策动北洋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等一系列手段，对国民党使压。到1935年9月末，日本天津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并散发题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将其策动华北五省联省自治的阴谋公之于众，宣称“华北五省要在日本指导下联合自治”。这是“华北自治”即将进入高潮的信号。
10月4日，冈田内阁召开四相会议，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和“广田三原则”及其“附属文书”。《鼓励华北自主案》和“广田三原则”及其“附属文书”的出笼，说明日本经过四个多月的“摸索”，已经找到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最佳方案”；而日海军、陆军、外务三省派员来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则对日本各驻华机构如何策动“华北自治”进行了最后的协调。
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是“华北自治运动”的高潮阶段。日本侵略者为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其手段可谓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无所不用其极。概括起来，可称为“三部曲”：
第一，指使日本浪人，收买一批汉奸、流氓、政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或组织所谓“自治团体”发表宣言、张贴标语，招摇于街头、喧嚣于报端，有意制造“自治”出于民意的谎言；或为暴乱制造“自治”势在必行的空气。
第二，策动国民党官吏中的亲日派殷汝耕，利用“非武装区”之便，直接把国民党基层政权“转化”为“自治政权”。再以此为缺口，诱骗威吓共用，外交压迫与武力威胁双管齐下，迫使华北地区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就范。
第三，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对宋哲元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的与之合流。
自1935年9月末起，土肥原多次压迫宋哲元，要求其脱离南京实行“自治”，均遭拒绝。同年11月24日，在土肥原的策动下，原国民党滦榆公署专员殷汝耕叛国投敌。殷汝耕叛国在华北掀起了轩然大波，土肥原乘机再次向宋哲元施加更大的压力，1935年12月，经南京政府批准，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是“华北自治运动”高潮的峰顶。此后，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行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所不同者只是变换了手法，采用“内部指导”的方法，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策动对象。为此，日本侵略者通过与宋哲元进行所谓“冀东问题”、“共同防共”等一系列谈判，并以增兵华北、武力暗杀等手段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但是，日本的阴谋并未实现。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无疑是宋哲元利用日本，向南京政府索权的结果，然而宋哲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迎和日本的华北自治，而是要使29军得到一块安身之地，以图自保。
在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步履艰难之际，日本统治集团也正在发生变化。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法西斯军人逐步控制内阁。以此为契机，日本侵华政策开始由“华北分治”向“全面武力侵华”转变。1937年4月，日本内阁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决定今后“不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历时两年之久的“华北自治运动”宣告破产。
综上所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最高决策机关在其吞并中国总战略的指导下，根据“九·一八”事变、热河事变后出现的新形势而制定的第二阶段侵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用非武力手段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变为其独占殖民地。（7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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