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范章：强调效率优先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冷漠吗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6日 08:55 中国经济时报

　　■黄范章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1993年“十四大”文件中的战略性表述。近10年来，在经济取得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我国城乡、地区及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扩大，贪污、腐败、钱权交易之风也屡禁不止。“不平则鸣”，乃人之常情。有人因此而对“效率优先”的提法产生质疑。有些同志认为在改革初期阶段提“效率优先”是合适的，现在差距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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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再提就不合适了；有的同志认为，近几年中央文件中也未提“效率优先”，只提“更加重视公平”，现在则应该提“公平优先”；更有甚者，有人把所有“不公平”之事都归罪于市场经济，尤其归罪于“效率优先”，把它视为众多“不公平”的渊薮。似乎今天谁再讲“效率优先”，谁就是对众多弱势群体的艰难处境冷漠无情。但我认为，在义愤和激情之余，还应有冷静和理性的思考。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驱使我愿挺身为“效率优先”原则辩。

　　什么是“效率优先”？首先得强调“效率优先”，决不是“速度优先”。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为了“超英赶美”便不惜工本地大量投入，为了“大上钢铁”而不惜动员城乡居民砸锅。这个历史性教训极其深刻。毛主席曾提出“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极简扼地表述了“效率”的真谛。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实是政府所有制企业而且一统天下，大家都争吃财政的大锅饭，结果总跟低效率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往往片面理解了邓小平提的“发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ＧＤＰ，忽视了资源、环境方面所付出的成本和难以补偿的代价。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及紧迫性，特别是“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给毛主席的“多快好省”提供了理论基础，说明只有在“好省”基础上“多快”才是实在的效率。所以，“效率”是科学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现在我们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效率”，应该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生存与繁荣的生命线。

　　对于市场经济来讲，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力是每个企业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生命线，而效率乃是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只要采取市场机制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竞争机制就会驱使企业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把效率置于优先地位。然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企业一统天下，“效率优先”完全是企业的事，完全属市场行为，而政府所要做的主要是确保公平竞争的条件和通过再分配手段来改善分配不公。所以，西方国家政府从未也无须提出所谓“效率优先”政策或指导思想。

　　中央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明确要以市场机制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那么为什么“十四大”还要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呢？这很有必要。因为我国的经济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不仅经济发展而且经济体制改革，都要由政府主导。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初期阶段，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的进程刚开始，竞争对国企压力还不大，吃财政大锅饭而不思进取的惰性还不小。提出“效率优先”就是鼓励竞争，就是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摒弃过去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短缺经济”；在思想认识上要反对“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和守穷惧富思想，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落后经济中有深厚土壤，不树立“效率优先”的竞争意识来克服平均主义思想，就难以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

　　然而，市场经济确有其固有的“缺陷”，除了周期性波动和危机之外，其主要缺陷，就是竞争机制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会带来分配差距扩大，增大“不公平”。美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在1975年就提出公平与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矛盾，二者之间存在互为代价的关系。他所强调的是机会公平或起点公平，即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竞赛，同时也强调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来增进公平。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各项措施还亟待完善，我们不仅要重视事前公平（即机会公平），还得重视过程公平（如信贷公平、税收公平）和事后公平（收入差距合理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宏观调控的难处在于掌握“效率”与“公平”二者的“交汇点”：既不应追求效率而过损公平，导致社会动荡；也不应为追求公平而损害效率。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态势，因此，有个时期（如经济衰退或紧缩时）强调效率，有个时期（如差距扩大时）强调公平。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在需要强调“公平”的时候，也不可否定或忘掉“效率优先”，更不可让效率增长停滞为零，甚至为负。因为归根到底，“效率”还是缓解、缩小收入差距的前提和基础，只有靠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才能做到在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都有所增加的同时，让弱势群体所获得的那一份增长得更快些，从而使收入差距趋于缩小，使基尼系数趋降；否则，在原有的蛋糕盘子里要缩小差距，只能掉进平均主义泥潭，只能是倒退。所以，在任何时候，市场经济只能靠“效率优先”才能保持经济活力。正是如此，即使我们近年来大讲“更加重视公平”，并非针对“效率优先”讲的更没有否定或放弃“效率优先”，相反，我国大力推行科技兴国，鼓励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推行转变增长方式，倡导节约型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循环经济、创新型国家等等，无一不是把“效率优先”落到实处。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却把中央文件作了错误的解读，这是很不应该的。

　　那么，我们现在讲“要更加重视公平”，如果不是针对“效率优先”那又是针对什么讲的呢？我认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现阶段，与国外的经验和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相比对，我们应更加重视“公平”问题。

　　改革开放掀开了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历史进程。我国经济“转轨”至少有三重性：一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二是从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工业化向新工业经济体转轨；三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建设、增长方式转变是在过去二三百年间逐步完成的。而今，我国却要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实现三项重叠在一起的“转轨”，出现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和不配套、法制又滞后的情况难以避免，其间矛盾的多样性、交叉性、集中性及突现性，都十分突出。这么复杂的情况，是西方国家前所未见的。

　　以失业或就业问题为例。西方发达国家２００年前完成了工业化，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３％－５％，全国失业率约占４％－５％左右，而且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我国，农村人口占６０％多，是全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有１亿－２亿人，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在过去２０年里，已有１．５亿农民工流向城市，虽大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却也增大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属于城市中一个新的弱势群体，不仅在就业、劳动条件、医疗、社保等各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工资被长期拖欠，个别地方还是“无偿雇工”。此外，国企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据统计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间两类企业就业人数共减少５６１０万人；另据统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进，导致自１９９４年以来全社会共失去了１．５亿－２亿个工作岗位。结果使得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失业（或就业）问题更为严重。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公平”问题。

　　还有，广大群众对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而这类弊端则和政企不分、政企难分的胶着状态有关。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作为改革开放的主导者，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探索“政企分开”的道路，那时权钱交易还未盛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在政企分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明确以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通过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政企分开。可是难度很大，关键是：我国政府具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需要制度创新，需要时间。目前，“政企分开”仍处于过程之中，“政”和“企”二者处于藕未全断、丝更缠绵的胶着状态。这给一些人搞权钱交易留下了活动空间。例如，有些人在“转制”或“国有经济阵地战略性转移”的幌子下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遣散职工，甚至“买断”，把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甚至某些人故意把国企搞糟再转给私人。加以许多资源性资产（如土地、矿山）均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各种制度创新及法规制定均靠政府主导和主持，这也给一些人设租寻租、蚕食或鲸吞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这些权钱交易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不公平和收入不公平。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加速推进以“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事分开”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体制改革外，还要比改革初期更加重视“公平”问题。

　　面对着主要由权钱交易导致的诸多不公平及贫富差距扩大，有些同志却错误地把这些弊端都归咎于“改革”。这些弊病虽出现在改革过程中，但它们是由于改革尚未到位、法制建设滞后造成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群众对权钱交易的弊端虽深恶痛绝，但不反对“改革”，即使属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和下岗职工也都不愿意回到凭“粮票”、“布票”等票证过日子的计划经济中去。所有这些弊病，都属于改革不到位、不配套问题，只能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正因如此，“十一五”规划不仅要着力推进以“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事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且把它置于深化改革的首位。同时，“十一五”规划要求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与

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保和社会救助等方面投入，特别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更加重视公平问题的政治意愿落到实处。

　　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目标要更加注重公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忘掉“效率优先”。为什么？理由有三：（１）效率——竞争力，是企业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繁荣的生命线。就市场经济讲，“效率优先”是无情的竞争规律所要求的，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无论什么时候，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都会以荣衰存亡驱使人们不得不把效率置于优先地位。（２）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缺陷之一，即竞争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而为了缩小差距以增进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和谐，正确的做法不是不要“效率优先”，而是靠提高效率把蛋糕做大，通过政府调节让弱势群体所得部分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长速度，使差距在发展中趋于缩小。（３）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效率优先”不仅只是市场或企业的事，也应是政府关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有关政策的一个指导性思想，转轨时期尤其如此。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都离不开政府主导，在当今转轨过程中，政府仍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双重身份，政企分开仍处在“政”、“企”二者难分难解的胶着状态，国有企业吃国家财政和国家信贷的“大锅饭”的恶习或惰性尚未完全克服特别是一些大型垄断企业，愿恃巨额垄断利润骄人傲世，却疏于革新和创新，亟需政府以“效率优先”的创新理念和创新机制来激励和鞭策。还有，目前不少经济工作者对“效率优先”仍认识不足，表现在各地方政府仍不惜成本和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表明在不少同志思想中“效率优先”意识淡薄，重申“效率优先”很有必要。总之，竞争须要效率，增进公平也须效率，“效率优先”应成为对经济工作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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