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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教科书怎样定义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总要“落实”到利益的分配上，总会触及人们的敏感神经。因此，经济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容易把人的感情调动起来。经济学家(我们暂且如此呼之，不讨论他们是不是合格)和老百姓是经济学研究的两个最主要的当事人，而且处在两极上。两极相撞，噼噼啪啪地爆发火花是不可避免的事。社会转型期又往往是一个容易产生愤怒的时代。因此，理解就成了消灾弥难的灵丹妙药。
老百姓应该是经济学的上帝。
经济学总是经邦济世、忧国忧民的学问。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经济学以及由经济学的主张转化而来的经济政策的宗旨。但遗憾的是，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东西，却总是和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知识资本)相恋，总是寄情于拥有资本的人。
经济学是为了研究利润才研究消费的。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是资本经济学或富人经济学。在经济学的语言里，老百姓是十足的弱者，甚至只是附庸和帮衬，只是让资本盈利的工具。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如果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不认真研究中国经济学的语境，只是贩卖舶来的经济学，甚至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追“风”、逐利、傍大款、卖良心，老百姓不买账，甚至骂娘是情有可原的。
所以，做中国的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很难的事，他们必须在教育别人做“理性人”的同时，却要放弃自己的理性追求。沉下身子，静下心来，用志凝神，不为功所邀，不为名所动，不为利所诱，不为难所困，不为辱所移，像马寅初、张闻天、孙冶方那样对待学问，中国的经济学才庶几有望，中国的经济学家才会被老百姓认同为“族人”。
作为老百姓，对经济学家及其学问也应该多一些理解。在已经把诸神从神坛上请下来的今天，我们别再把经济学家神化，他们是人不是神。
他们和常人一样，通过正当劳动取得自身利益，是光荣的事；他们也是些高智商的人，只要不是靠出卖良心而获取暴利，挤入中产阶级，也无可厚非。至于对他们的学问，更应该宽容。他们的学问与政策之间有一个环节，就是政府。政策的正误应由政府负责，经济学家的言论应该是自由的，而且越是广开言路，政策失误的几率也就越小。蜜蜂酿成的蜜是香甜的，但是花却永远是有香有臭、有苦有甜的。有些学问，站在不同的时空坐标点上，观察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比如马寅初50年前提出的节育理论，如果让老百姓去讨论，他们会骂得比当时的批判者更凶，但历史证明马寅初是对的。当年邓小平提出解散人民公社时，不也有不少人哭哭啼啼地骂“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吗？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众在愤怒之后，对经济学家少一些情绪化的责难，多一些宽容性的理解，也不是不可以的。
只是，走下神坛还原为经济人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再打着所谓公众的旗号来为利益集团，为自己谋取私利了。
（刘福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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