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药企指责 京城医药中介发起“中介之谏”

　　■本报记者徐冰

　　近日，往日的竞争对手、京城三大药品招标中介机构——北京海虹药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北京鹤麒医药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先锋环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出人意料地坐在了同一张圆桌前。

　　对此，海虹公司的新闻发言人陆挥向记者反复强调：这不仅是“京城三家中介第一次联手面对媒体”，也是“6年来医药中介第一次面对媒体”。而三大药品招标中介机构联手面对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向卫生主管部门和社会公布医药中介机构“推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健康发展的中介之谏”。

　　据了解，再次高涨的取消现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和药品招标中介机构的呼声，是引发京城三大药品招标中介机构采取联合行动的直接原因。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医药中介认为有必要向卫生主管部门和公众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明自己的现状和困境。”北京海虹常务副总杨康莉对记者强调。

　　自2000年开始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试点以来，社会各界对其的争议和质疑就接连不断。据了解，从2001年到2004年，出现过三次呼吁规范乃至取消“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的浪潮。期间，呼吁取消医药中介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是：部分药企认为，在目前的体制内，“招标中介成为

医院之外的另一大获益方”，不仅单个中标品种合同代理服务费率最高达0．5％，而且招标过程繁琐且不透明，极大地增加了药企的负担。尤其是在“以药养医”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医院未必愿意购进中标的药品，企业即便中标还必须向医院进行后续公关，而不少医院也仍然向中标企业及其药品要求回扣，形成实际的二次“返点”。

　　对于这样的指责，三大药品招标中介都断然否认。他们认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遇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中介机构，取消中介机构的存在并不能解决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所有问题，更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解决我国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因此，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

药价贵的问题归结于中介机构，对于中介机构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杨康莉认为，药品价格虚高问题是我国药品流通体制多年来留下的陈疾。北京海虹的法律顾问王岳则着重指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正是为了压缩和减少流通环节孕育而生。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五年多来，通过中介机构和各方的努力，药品价格得到连年下降，给患者带来了实惠。中介机构大量的服务，仅收取0．1％－0．5％的服务费，相对于每年平均百分之十几的药品价格降幅以及企业每年巨额的宣传、销售费用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那些关于中介机构的存在增加了流通环节、招标代理服务费的收取使企业本应让利于患者的部分无法让利的说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不仅如此，王岳还认为，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中，中介机构是最为弱势的一方，由于属于新兴行业，各项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自身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突出的就是收费难。

　　据王岳介绍，中介机构收费难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介组织普遍面临的问题。收费难的局面源于中介机构收费是先提供服务后收费，即在招标、资审、评定、物价、公布中标结果等大量的服务工作结束后再向企业收取中介代理服务费。而未中标的品种不收费，中标后的品种没有交易量的也不收费。

　　另外，根据现行政策，中介服务费的收取应在明确合同数量的前提下进行，而在我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鲜有能够明确采购数量的集中采购项目。即使是采取多退少补的方式，采购数量的收集也成为困扰中介机构的一大难题。采购数量如何收集、是否真实都缺乏政府的监管，采购数量不真实的情况十分严重。以2005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为例，社会普遍认可的预计采购金额应为120亿元人民币，而中介机构收集的作为收费计算依据的上年度历史采购金额不足50亿元人民币，中介机构大半的利益丢失。

　　除了对自身的困境和面临的问题向社会做出说明，三家招标中介机构对如何完善集中采购制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将药品集中采购由目前的“限价式”转变成“订单式”，在数量、还款周期等方面明确具体的合同成交条件。2、通过银行电子结算系统，医疗机构直接与生产企业进行结算，使药品经营企业成为真正意义的配送商。3、政府加快单病种收费覆盖率、基线报销制度，使有效的医药费用分担机制和药品费用制约机制尽快完善。4、从药品采购、使用两个环节，治理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明确医疗机构的履约责任，维护药品买卖合同的严肃性及卖方利益。5、实现医疗机构采购的订单信息公开化，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改变目前中介机构的服务方式。6、提高中介代理服务费用，与机电设备、工程建筑、商业服务等中介代理服务费的水平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