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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吴稼祥《加减：博弈与设局的中国功夫》
■良弓藏
中国谋略功夫可谓源远流长，而其主旨首先是经国安邦之韬略，不是寻常百姓可以把玩的。但是，诚如一位《孙子》注家所言：“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
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沦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根据这里的逻辑，那些密藏于“王谢堂前”的韬略，逐渐下放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极而言之，甚至情侣夫妻之间，也要讲些谋略了，更何况官场、商界这些大场所了。
吴稼祥先生的新书《加减：博弈与设局的中国功夫》就演绎了这只从“王谢堂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的故事。这可真是一只可爱的燕子。作者被其朋友称作“会炒股的诗人”，我想此话不虚，因为只有具备诗人天赋的人才能将它描述得如此生动。作为一种治国安邦的大学问，谋略天生就是肃杀和沉闷的，然而在我们这位作者的笔下，却处处洋溢着思绪的灵动和会心的微笑。这样谈论谋略，恐怕在中国历史上都未曾有过。
加和减是最初等的智慧元素，而吴稼祥用两者总括我国绵延饱满的谋略文化，体现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功夫。从这一发明出发，他推演出了一个庞大的谋略体系，加和减像二个音符，可以谱出风格各异的音乐。加和减在他手中，就如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可大可小。众多的家国事务，均可在加减的光耀下，变得清晰起来。
不过，在阅读的最后，我几乎忘记了加和减了。我并不是怀疑它们的妙用，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强调为中国谈谋略者所普遍忽视的约束条件，尤其是制度和文化的约束。比如说孙大圣那根棍子，固然伸缩自如，但是孙大圣仍然出不了如来的手掌，大圣的这一命运最清晰地描述了谋略面临的约束条件。西方近代哲人斯宾诺莎对人类的此一命运有过一个比喻：你看那石头，它向上飞，但是只有它在忘却了将它抛上去的那只手的时候，它才是自由的。试想，石头在这一境况下，如何为自己谋划呢？面对这一被抛掷的命运，石头确实需要加和减，后者的合理性在这里，但谋略的局限性也在这里。
中国谋略强调的重点主要放在了个人身上，其基本假设就在蒙童背诵的《三字经》开头那几个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谋略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人性本善的承诺下，经由自我修炼，“损之又损”，才达至高的境地。这是一种自信而又坚韧的哲学，他相信目标境界都是可以达到的，只要下功夫，走对路。人不是石头。《大学》有言：“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看，所有的功夫和目标，都托付给了自个儿，就是不提约束。然而约束才是最重要的。谋略如果不能够指引人们走向对约束条件的改造，所谓的提升只不过是幻影一场。没有对外部约束条件的评判和对人性善恶多元的价值前提，进取的谋略和犬儒的谋略，君子的谋略和弄臣的谋略，只有通过成王败寇来评判了。
在笔者看来，这是所有谈谋略者都难以避开的局限。不过，在吴先生的这部新书里，我看到了他试图避开这一局限的努力。堪可称道的是，作者极力想确立一种价值，以作为评判设局者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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