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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在国有经济的核心领域发起挑战，遭遇的利益摩擦和碰撞肯定是很激烈的。
民企必须认识到，在轻工领域赖以成功的模式很难在重工领域加以复制。民资介入重工业的方式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才有前途。
重工业在产业准入上的排他性较强，一山难容二虎，我们要清醒地明白这一点，避
免正面硬碰，否则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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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最近得到发改委的批文，作为交换，原来的民营大股东不得不放弃控股。
国家11个部委下发文件，要求实施大集团战略，到2007年要淘汰所有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其中绝大部分为民营煤矿。
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为今年加紧收购民营石油企业，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采取断油的办法。
民企“卖身年”？
主持人：华山先生，我们注意到最近国内一些传媒开始在讨论一个“新国有化运动”的话题。好像好几个重化工行业都出现了一个“国进民退”的态势。
时事观察员华山：是有这个情况。比如钢铁行业，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按照这个政策，国家原则上不再批准单独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的炼钢厂，还要大幅度减少钢铁企业的数量，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集团占全国钢产量的比例2010年要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这个文件发出一种政策信号，就是要把国有大型钢铁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而民营企业将作为被整合和兼并的对象。而且最近的报道说，国内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建龙集团在宁波的钢铁项目得到了发改委的批文，但作为交换，原来的民营大股东不得不放弃控股。今年以来民营钢铁企业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面临生死考验。
另一个是煤炭行业。我们看到上周国家11个部委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实施大集团战略，到2007年要淘汰掉所有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而这些小煤矿绝大部分是民营的。所以山西从年初开始就掀起一个国有大煤矿整合民营中小煤矿的运动，形式包括联营、兼并、收购。山西政府规定到要把所有30万吨以下产能的煤矿全部关闭或者合并掉，整合到少数几家大的国有煤炭集团里面。以前有很多温州商人在山西开小煤矿，现在大部分都撤走了，开不下去了。
再一个是石化行业。因为按照入世承诺，到今年底国内石油销售领域就要对外资开放，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市场，今年加紧收购民营石油企业，为了达到目的他们采取断油的办法，逼迫你把企业卖给它，所以有报道说最近环渤海地区的好多民营油企快撑不住了，这几个月内就会有一波“卖身”的高潮到来。
还有就是汽车业。有消息说，国务院已决定在近期将汽车业定性为过热行业。国家对新建汽车项目将会严控。今后民营资本进入汽车行业不是不允许，但主要体现将是参股国有汽车企业。
民企重型化退潮
主持人：你说的这些情况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很多重化工行业的产业政策都呈现出一个“关闭入口”，“扶大灭小”的趋势，就是扶持大企业去吞并掉中小企业，特别是在那些被认定为“投资过热”、“产能过剩”，或者说是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的行业。民营企业成了被清理和兼并的对象。
时事观察员华山：是这样。而且所谓“扶大灭小”，虽然表面看没有所有制的针对性，但实际上，在重化工业领域，所谓大企业基本上就是国有企业，它们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建设，形成了在行业内既有的强势地位，是先入关中者为王。而民营重工企业是这几年才新入行的，实力弱小。在这种现实中，你说扶大灭小，或者停批新项目，那么当然最有利的就是那些先占了位置的国有大型企业，最不利就是刚刚进入行业，还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
主持人：我们知道2003年的时候民营企业掀起了一次投资重化工业的浪潮。像浙江民企搞“造车运动”，刘永行投资氧化铝项目，河北的唐山、浙江的宁波、江苏的常州也形成了民营钢铁产业集群。记得当时大家都说中国的卡内基、大陆的王永庆就要诞生了。但后来的宏观调控使这股热潮受到打击，现在重化工业又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就是2003年起的这一波民企重型化是以失败告终了？
时事观察员华山：应当说这一轮的民企重型化运动遭遇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现在进入重化工领域的民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要么你把企业卖给国有大型企业或者外资，让它们并购掉，就像有的老板说的给人家做“二奶”，要么你就被关闭和整顿掉。当然也有民企想留下来继续干，但要守下去的话必须增加很巨额的投资，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敏感地带的阻力
主持人：面对今天这种局面，你怎样评价这一轮的民企重型化浪潮，它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投资狂热，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失败？
时事观察员华山：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批评说民企进军重工业是头脑发热的一个产物。实际上这一轮的民企重型化运动，一个它确实是有市场需求作为支撑的，大家记得2002年到2003年那时候因为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周期，市场对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机械、化工需求确实非常之大，作为民营资本它很敏锐地对这个市场需求作出了反应，我想这不能说它有什么错。应该说在国家从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转换当中，民营资本它是抓住了机会的。
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一次的民企重型化浪潮它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实现升级转型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在80年代它最初是从轻工业起家，在轻工领域通过“快进快出”开始它的原始积累，比如家电、服装、日用品，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因为价格战的原因，轻工业的盈利能力在持续地减弱，利润越来越少，很难再容纳民营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个时候民营经济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了，实力今非昔比，这样它必然要寻求一个向上升级的出路，寻找新的高利润的主导行业，实现产业转型，正好就赶上了2002年以后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对很多大型民企来说，实现“由轻到重”的升级是其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是一种成长的爆发力。民营经济不可能总停留在轻工业那种短线投资、赚快钱的阶段啊。
主持人：既是民营经济升级转型的必然要求，又有市场机会的拉动，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既然这样，那么这一轮民企重型化浪潮为什么又遭遇挫折了呢？
时事观察员华山：遭遇挫折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是涉及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民企进军重化工业，受到触动的是重工领域的这些国有大型企业。我们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最早从轻工业起步并且占据竞争的强势？因为轻工是计划经济相对薄弱的环节，中国在80年代以前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轻工业国有资本的力量相对比较弱，所以民营经济从那里首先成长起来。而重工领域就完全不同了，重工领域里有大量的中央级的国有大型企业，这些“中央军”是国有经济最强大的部分，从“一五”时期开始就集中了中国工业中最优质的资源，它们在行业内的强势地位是计划经济时代“先天”形成的。民企在国有经济的核心领域向这些大型国企发起挑战，遭遇的利益摩擦和碰撞肯定是很激烈的。而且这种矛盾冲突还超出一般的商业竞争范畴，和一些敏感的意识形态因素牵扯到一起，和这一两年来社会上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论交织在一起，那么阻力就更加之大，矛盾也更加错综复杂，而民营企业对这种强大的阻力，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事先是缺少应对的准备的，以为还可以重复在轻工业的那种局面，这当然就要吃亏。
体制现实
主持人：有些民营老板把失败归因于重工领域的政企不分，这个你怎么看？
时事观察员华山：重工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是国有经济的精华部分，长期以来也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作为政府它是离不开这些骨干企业的，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任务也需要依靠它们去完成。所以政府和大型国企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很难割断的。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国情。所以中央企业的活动能量是很大的，它们对高层决策的游说力量，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力，都是民企比不了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中央企业它可以参加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会议，民企有这种机会吗？那么当它在受到竞争冲击的时候，它就很擅长利用这种政企关系去动员政府的力量，于是有的主管部门的一些产业准入政策就往往容易受到国企集团的左右，对民企造成伤害。比如最近有报道说国土部正在制订民企采油的一个准入标准，对高级工程师人数都有要求，这对现阶段的民企来说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中国仅有的几十位高工全都在中石油中石化，民企就算从海外请都来不及啊。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政企之间的这种利益关联最近还有强化的苗头。比如国家国资委要求属下的中央企业要争取做到行业前三名，做不到就要卖掉。还有就是国企向政府上缴红利，很可能是交给国资委，国家国资委有位负责人在一次内部讲话时就说：“政府的职能是促进公平竞争，打破垄断，而出资人的目标是追求资产回报，所以出资人其实是希望垄断的。”那么这种行政利益驱动下的国企“做大做强”，甚至垄断对民企自然会造成挤压。
“重”戏“轻”演
主持人：刚才说的这是一些外部环境的原因，这次重型化受挫，民企自身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
时事观察员华山：反思的地方，除了民企第一次进入重工领域，在管理经验、专业人才方面还缺少储备之外，就是民企要领悟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在生存发展规律上的一些本质的差别，在轻工业成功的模式并不适用于重工业。但不少民企在从轻工转入重工之后，这种心态没有转过来，还是用做轻工的套路操作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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