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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彪
偏居黔西一隅的农场村是一个年人均收入仅有几百元的贫困村庄，但是从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成功“生产”出近500名大中专学生，其中不乏硕士。可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从村子里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但农场村贫瘠的命运并没有被改变。（4月12日《贵州都市报》）。
农场村支书孙成贵埋怨考上的“几乎没有回来的”，正在读大一的兰嘉勇把村里的依然贫瘠归咎于“状元”们的“反哺空白”。这样一种指责其实并不公正，因为在村里不具备基本创业条件情形下，“状元”们的才干很难得到发挥，所以大中专学生回家很可能如雨朵镇党委委员赵剑岚所说的“没有用武之地”，造成“人才浪费”。至于像村里修建进村公路这样一些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恐怕也是作为工薪阶层的学子们所难以承受的。
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让农民过上小康生活，是一项需要巨大投入、精心经营、多方面配合的系统工程，而这样一种浩大的工程不是那些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所支撑得起的，如果没有政府的倾力扶助，即便是超级富翁倾其所有，怕也难以维持一个村庄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的都是农业哺育工业、乡村哺育城市的发展战略，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主导下，广大农民为城市与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另外，推行普遍义务制教育及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本是政府的责任，所以像农场村的乡亲们这样为让子女读书不惜背砖、挖煤、借高利贷，实际就是在用血汗减轻政府的资金负担，在为国家的发展同时作出一种“隐形”的贡献。尽管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改变了自身命运，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家，所以，现在应由政府与国家承担起反哺乡村的重任。
还应看到，政府作为公民共同推举的服务机构，理应同等对待所有社会成员，因而帮助农民脱贫是政府的固有职责，而作为农民尤其是在他们已为国家发展作出巨大牺牲之后，有权要求政府将帮扶重心转移到乡村，以让发展与改革的成果最终惠及他们，让他们同样享受到作为人与公民的尊严。而农场村村民将村里依然贫困归咎于考出去的学生没有回来或没有反哺家乡，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们对自身权利尚缺充分的意识自觉，而这样一种权利意识的淡薄也是农民们权利被长期欠账所造成。
有论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的贫困其实是权利的贫困，所以，如果不能给予农民普遍国民待遇与应得权利，农民就不可能能够远离贫困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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