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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地方电视台，每年都会组织几次诸如外国人唱中国歌，外国人朗读中文作品之类的比赛。据说，不少观众很喜欢这类节目。当他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们用或者流畅，或者蹩脚的中文进行表演，参加比赛时，他们乐不可支地获得了一种自己的语言文化被人认同的满
足感。
语言是任何民族文化、民族文明的核心因素之一。文化和文明靠语言来传承，也靠语言去传播。一个民族的语言能否被更多的其他民族的人士所接受、所使用，通常反映了该民族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程度。因此，中国人在曼谷或吉隆坡的百货商店里听到当地的店员用汉语问“先生／女士，您需要什么，”如果北京秀水街的摊贩可以与俄罗斯或巴基斯坦的客户用一口京腔讨价还价，那种情形可以被概括为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语言指数”。
如今有个词叫“话语权”。仅从字面上理解，不妨认为这指的是某种语言本身具有的，或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凭借该语言树立起来的权威。那么，哪种语言有这样的“权威”呢？据美国华盛顿大学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全球，讲汉语普通话的人口超过9亿，占世界人口的15．2％。如若加上广东话、吴语、闽语、客家语等，汉语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20％。与之相比，讲英语的人口不过5亿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口不过4亿人，讲阿拉伯语的人口3亿都不到，汉语“人多势众”，似乎很有权
威。
然而，在谈论语言权威时，我们不能只看讲“母语”的情况，还要看看学习“外语”的情况。在联合国，汉语与英语同样列为“官方语言”，中国的代表在正式场合发言时也都使用汉语。但是，在会场外面，在咖啡厅、休息室中，中国的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聊天时，双方的交流语言恐怕大多使用英语。民间的情况就明显了，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目前有两亿人在学英语，这个数字当然包括像白云老太太那样只会讲几句“H e llo，饭已OK了”的初学者，但这并不能回避中国人正在努力学习英语的事实。反之，尽管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在努力学汉语，但终究是少数。
因此，如果把学习外语的情况作为一个参考系数，那么，汉语的“权威性”明显不如英语。即使我们有些不情愿，我们的外交官、商人、民航驾驶员和导游，也必须学好英语。我们的大学生必须发奋通过四、六级，我们的奥运志愿者的录用也要以熟练掌握英语为基本条件。因为，英语毕竟是使用最为广泛、最为便利的交流工具。
当然，正如人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话语权”的另一层含义是语言之外的“软实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和使用英语，越来越多的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开始接受和喜欢麦当劳、肯德基和可口可乐，开始接受和喜欢NBA和美式足球以及嘻哈音乐和好莱坞大片。再进一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或CNN的新闻会影响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奖者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们会指点我们人民币该不该升值。这些“话语权”的形成，表面上是借助英语的表达来完成的，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们反映的是由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日益显示出来的竞争实力。
塞缪尔·彦廷顿在那本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承认：“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19世纪、20世纪这两百年中，英美等西方国家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权力”，在各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在全球化的今天，当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拥有并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既是主要制造产品的生产国，又是最大的消费
国，同时有能力随时对他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时候，当我们承认西方国家走在现代化前列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英语的“话语权”。
但是，现代化与西方文明并不是画等号的。我们虚心学习现代化知识，并非要全盘西化。我们学习和使用英语的同时，也应时时维护、不断树立汉语的话语权。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推广使用汉语，让更多的外国人来考汉语四、六级，让他们在不同的电视节目中以不同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才艺；我们还应该想方设法把中国餐饮、中华武术、中医中药和京剧昆曲推广到全球各地。我们不仅要用远比《无极》、《英雄》或是什么“美女小说”更精彩的、更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去传播中华文明，还需要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拿出有分量的理论和科研成果去证实这种文明的价值。在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当张艺谋、王朔的后辈在讨论该不该给好莱坞的某部作品授予最佳外语片奖的时候，在金人庆的后继者提醒美国人何时调整利率更有益的时候，汉语的话语权威自然就确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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