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刘国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计划

　　刘国光教授近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国内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在广为流传，那就是把“计划”一词完全贬义化。有些人主张什么都应该市场化，根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宏观 调控，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就可以了。这种过度摒弃计划的泛市场化观念，是错误的。

　　他对“计划”的解释是，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

　　他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和主要手段，在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作为经济制度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制度前提下的“计划调节”，却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里说的计划调节包括：战略性指导性计划，必要的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等等。

　　他强调，在“皈依”市场取向改革信念的同时，不能迷信市场。应当重视价值规律，但不要认为价值规律本身就能把一切事情管好，并把一切事情交给市场去管。有几类事情是市场所不能解决的：第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总需求、总供给的调控。如果这完全让价值规律自发去调节，其结果只能是来回的周期震荡和频繁的经济危机。

　　第二是大的结构调整问题，包括第一、二、三产业，消费与积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等大的结构调整方面。

　　第三是公平竞争问题。认为市场能够保证公平竞争，这是一个

神话。

　　第四是有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以及“外部不经济”问题。所谓“外部不经济”，就是从企业内看是有利的，但是从企业外看却破坏了生态平衡、资源等，造成水、空气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这种短期行为危害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生存。对这些问题，市场机制是无能力解决的。

　　第五是社会公平问题。市场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市场只能实现等价交换，只能是等价交换意义上的平等精神。这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进步。但市场作用必然带来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李义平：公平与效率

　　问题是体制选择的问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在西安交通大学ＥＭＢＡ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选择的问题。

　　李义平认为，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必然就把效率放在了前面。原因在于：

　　1．在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在充分地发挥着作用。我们把市场经济的全部魅力，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来自竞争的繁荣。激烈的竞争要求每个企业都必须把效率放在优先的位置，不如此就会破产。

　　2．市场经济是通过“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马太效应”有着其逻辑必然。于是我们看到人和钱都纷纷流向能挣钱的地方，因为配置到能挣钱的地方更有效率。

　　3．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置资源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层面上纯粹讲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宏观调控，而本来意义上的宏观调控也主要解决的是经济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公平分配的问题。纵观波澜壮阔的的市场经济史，其魅力之真谛就在于效率第一，她所需要的只是机会均等，或者是起点公平。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把分配上不宜差距过大的所谓公平放在第一位的。自然经济推崇“不患寡、而患不均”，当然强调“平均”式的公平了。计划经济强调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强调全国一盘棋，且在体制上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当政府用“计划”的手段来安排资源分配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公平”，是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如果照顾不到，或者自认为吃了亏的部门、行业、群体都会喊叫，进而争取到大体“公平”的利益。于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再于是，则整个体制效率低下。

　　李义平接着分析，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迅速打破原有的均衡，是一个由原有的均衡到新的均衡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易引发讨论的问题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且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人常常怀念昔日的公平。然而，经济要发展，必须有“落差”，没有落差就没有冲力。虽然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不可能没有落差，但却不能落差太大，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即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促进社会稳定——因为稳定同样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赋予了转轨型体制宏观调控以特殊的任务。

　　李义平的结论是，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势，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效率，一个时期更多地强调公平，“走钢丝”式地推动

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