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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为代表，各级官员在面对各类问题时的“怒斥”，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道风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怒斥”现象，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因为它把原来那种被严格局限在内部的、上级对下级的批评，公开给了社会。而也正是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对官场之“家丑不可外扬”潜规则的抛弃。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它是中国官员在面对越来越开放的媒体时不得不
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因为由于媒体的开放，发生于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事件都被及时的告知给公众，而公众当然对所有事件都会有一个态度，并通过媒体及时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种公众舆论压力。这种压力也就无一例外的会传达给相关的责任官员，逼着他们不得不通过媒体公开对公众的态度有一个呼应。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怒斥”现象说到底体现为高层权力对低层权力的指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其实表现为高层权力对于它自己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推卸。因为，高层权力最起码应该为低层权力的错误承担管理责任。
难道除了“怒斥”，就没有更好的方式作为官员们对公众舆论压力的一种呼应吗？
笔者认为，相比于“怒斥”，“自责”其实是对事件责任的更真实客观的解释。很明显的道理：虽然问题出在基层，但如果高层的管理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基层又如何会出问题呢？我们的安监局长为什么不可以因为频繁发生的矿难而向全国的矿工、及所有国民道歉呢？
同时，相比于“怒斥”，“自责”也更见官员的道德感召力。这个道理更简单，因为“怒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推卸自己的责任，而“自责”则是勇敢地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仅仅是从获得公众的更好评价来考虑，笔者以为，“自责”应该成为我们的官员们在面对各种事件表态时的首选。而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虑，“自责”也会比“怒斥”更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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