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金融稳定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报评论员

　　2006年12月11日，无论怎么看，这都将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入世5年保护期的终结。根据当年的承诺，我国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而这一天，距离现在仅剩一年。

　　我们欣喜地看到，入世4年来，中国经济在不断开放的环境下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开放使中国大部分行业、大部分人口在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同时，又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开放为优势行业竞争能力的大幅释放拓展了空间，更体现在开放为薄弱产业、封闭部门的迎头赶上提供了推力。开放促进改革，改革支撑开放，4年来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充分保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当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攻坚期，在这一阶段，保持金融稳定与发展，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局。但在另一方面，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对内而言，低效率、高成本的金融体系已经严重滞后于

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进程；对外而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溢出效应不断放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速推进金融扩张，发展中国家金融主权让渡、金融危机频发的风险持续放大。

　　我们意识到，上述“两难”境地的存在，不恰当地支持着某些悲观论者的观望。的确，很难找到这样极端的例子，即，在一个长期管制、长期封闭、长期垄断、长期落后但又高度相关于一国经济最高安全的部门中，改革开放的道路能不能走通？改革开放的前景究竟何在？

　　这是一种经常的、可以理解的动摇，事实上，也正因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思考：

　　首先，国际经验表明，改革开放非但不是金融危机的充要条件，两者间反而呈现出显著负相关。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正是那些开放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如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瑞士、卢森堡等，而大多数发生过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在此之前都曾经长时期维持金融管制。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下，触发金融危机的外部性越来越强，很难为一国政府所控制（除非选择彻底退出全球体系）。因为从根本上说，激化当今金融不稳定的国际因素有两点：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大大增加；二是全球金融化浪潮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单一市场融合在一起，而其自强化机能又在不断推动新的市场甘冒被“传染”风险加入其中。很显然，试图通过维持封闭以隔绝金融不稳定因素的蔓延，这在中国几乎所有其他部门均已大幅度开放的今天，不仅不可能，更会因为讳疾忌医而为日后积累更大的风险。

　　第三，封闭而落后的金融体系不断激化内部金融危机的发生。即使完全排除外部不稳定因素的进入（如前所述，这是不可行的），但是诱发金融危机发生的因素更在于一国内部经济的失衡以及金融体系的崩溃。虽然说，通过各种代价不菲的修补，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经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是弊病丛生的金融体系不仅严重制约着经济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时其本身更是以不良资产的反复膨胀而祸根深埋。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今后能再次因为封闭而“侥幸”逃脱类似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类的灾祸，但也不能得出不开放、不改革就能缩减金融危机风险的结论（实则恰恰相反）。

　　第四，稳固发展的金融体系才是保持经济体免疫力的根本所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然选择。稳定不是静止的稳定、不是画地为牢的稳定，稳定是动态的稳定，是优胜劣汰的稳定。金融稳定的风险实际上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政策是否适当；另一个是微观经济是否健康，如果微观基础中的金融机构不健康，金融稳定就难以保持。因此，不能认为只要中央银行制定合适的利率和

汇率政策，中国金融就能稳定。如果不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健全作为微观基础的金融机构，宏观的金融稳定必定是句空话。

　　新一届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即对这一问题投以了足够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在去年3月1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及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时即表示，“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们采取这样有力的措施，因为这确实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我们必须下大的决心来保证这次改革成功。”而这，不仅道出了以改革、以开放赢取金融、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决心，更道出了以改革、以开放赢取金融、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必然。

　　岁月荏苒，倏忽又一年。2005年，中国金融业大踏步开放大踏步改革的宏大实践注定将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现在，2006年的新年钟声即将敲响，我们期待，更是相信，以如此精彩的一年为基础、为起点，中国金融业的明天会更好。

　　《国际金融报》(2005年12月29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