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十五”金融改革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专访■本报记者单羽青

　　“十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可谓是波澜壮阔，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监管体系和调控体系为目标，金融体制改革前所未有地得以深化。

　　根据我国政府入世的承诺，到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将对外资银行在机构设立、业务范围、客户对象、地域等方面，取消各种非国民待遇的限制，外资银行将与我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大限”来临之前，回顾总结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把握金融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十五”金融领域干的大量事是1997年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事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你如何评价“十五”期间的这五年的金融改革？

　　夏斌：应该说，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国务院已经看到我国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采取一系列手段，先是快刀斩乱麻，后是有部署、有计划行动的5年，是改革决心大、行动有计划、成绩显著的5年。1997年初，央行内部已经觉察我国金融危机的征兆和银行改革的紧迫性，年初主动向中央汇报。中央、国务院随即决定当年召开开国以来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工作。之后的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进一步使中央下定决心，加快步伐化解风险，深化改革。用我2001年的话说，就是已意识到要防止出现“日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想尽办法把案件数目降下来，将潜藏的问题自动暴露，规划下一步改革措施，尽可能减少风险的增量。

　　可以这么说，人们一般容易记住的是当年的事，其实这5年金融领域干的大量事是1997年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事。信托、农村基金会、城市信用社等等一系列风险的化解，监管部门的调整，银行、证券、保险领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才有可能在近二、三年集中精力推进国有银行的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国有银行改革是今年金融改革的重头戏，从外汇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到海外上市，都令外界非常关注。你在2003年“非典”期间，曾就化解四大国有银行的风险在内部提出过一揽子建议，能否与我们分享建议的大概内容？

　　夏斌：建议的内容与今年四大国有银行采取的做法基本一致。归纳起来，当时的意见主要是，第一，四大银行曾报人民银行并由人民银行汇总报国务院的数据，从审慎经营的角度讲，都是不实的，就是说，损失类贷款等根本收不回的信贷、非信贷数字根本没有从资本金扣除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怎么能真实呢？这点目前更正了。第二，严重指出四大银行从技术上讲均已资不抵债。加入世贸组织后，人民银行已向海内外宣布，要求四大银行到2005年底不良贷款率降到15％。若不采取进一步重组措施，即使达到15％，风险仍是很大。第三，分析指出四大银行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是要出事的，必须抓紧解决。第四，解决的总体思路是：运筹帷幄、统筹安排；信息透明、稳住信心；区别情况、分类处置；多方筹资、合力解决。第五，具体的措施是“五个一点”，先是政府拿一点，然后海外战略投资者投一点，债市发一点，银行自身消化一点，再股市筹一点。第六，针对四家银行不同的情况，按照总的思路，区别对待，分别测算了“五个一点”数据，拿出了具体的政策方案。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对于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的几个阶段社会上均有不同的看法，从中央汇金公司注资的程序安排，到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发行定价，以及对未来丧失银行业控股权的担忧。你怎么看这些问题？

　　夏斌：尽管对国有银行政策性注资可能有不同想法和看法，但是，大家应该看到：第一，反过来问，政府不这样做，怎么办？政府化解金融风险，为的是存款人的利益，而且入世履约的时间不等人，风险必须化解。政府是出于无奈。第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向也是对的。简单说，我同意刘明康同志近期的说法，“引资”主要是“引智”。定价问题非常复杂，要相信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完善办法，也应尽可能吸引国内其他投资人的入股。

　　农村信用社改革千万不能“一刀切”

　　夏斌：当然，因为积累的问题比较多了，要抓紧解决，又要考虑经济的发展，有些矛盾在处理上可能还存在问题，或者说处理方法可进一步改善，这都是发展和改革中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比如说？

　　夏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就是一例。2003年，首批选择吉林等8省（市），开展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将改革试点工作扩大到29个省（区、市）。总体看，各项业务发展平稳，经营状况好转。但是必须看到，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并不是一回事。农村信用社改革更多地在强调法人治理结构，强调现代银行制度。但是我的观点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非常落后的山区农村，农民连温饱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单靠现代银行制度来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讲现代银行制度，就得讲效益，而对于弱势群体，更多的是要政策优惠和倾斜。所以，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在东部沿海地区应该走得快些，而在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信社的改革千万不要简单向现代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靠拢。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我主张，在非常落后的地区，在农信社所有制、业务范围、治理结构、业务内容和方式上，不应该“一刀切”，而是根据需要，能往后退的就往后退，也就是说，应该仔细区分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不要牵强附会地按照全国统一的、按照东部沿海农村和接近城市的那种模式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的确，按照时间表的要求，农村信用社改革目前的改革进度不可谓不快。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7家省级联社挂牌成立，另有9家省级联社批准筹备，天津合作银行已经挂牌开业，北京、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的筹建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

　　夏斌：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农民而言，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政策支持，而不全是按纯市场原则办事，农民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结婚、盖房子、看病、上学等等，其资金需求怎么满足？现在的融资方式不能满足怎么办？真正涉及农户的贷款是否可以税收全部免除？能不能政府贴息？非法人担保方式如何提供担保？担保资金从哪里来？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或者说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难就难在这里。工作需要更加细化。应该说，农村中的法人贷款问题好解决，目前农村金融改革中的诸多事难以解决，就是没有处理好农户不同的金融需求相对应的金融制度供给间的关系。

　　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瓶颈在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由于金融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银行业改革注定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你如何评价“十五”期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

　　夏斌：应该说，除去财务公司，相对应其他类金融机构，“十五”期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不错，是最好的一类金融机构。但进一步发展要和四大国有银行同台竞争，资本约束仍是一个问题。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一步怎么发展，是制约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瓶颈。总体讲，这几年，引进战略投资者、强调产权改革，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各类银行中，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益是最高的，除了因历史问题严重的广东发展银行。中信、光大有个间接由中央财务持股背景，也有些历史遗留问题，自然会有妥当的解决办法。对此，媒体应有深度的了解后再作报道。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一、资本金的扩大问题如何解决？监管部门要尽快协同政策。二、在金融创新上，监管部门的业务审批如何适应市场的需求？要转变监管观念，提高效率。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银行类中排名第一的股份制银行可能会被挤下去。

　　城市商业银行关键要加快重组步伐

　　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国务院决定在大中城市组建地方股份制性质的城市商业银行。这是当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十年中，特别是“十五”时期，城市商业银行经历了体制、机制的转变。但是，由于先天不足，城市商业银行目前公司治理、经营管理与资本实力总体来看仍然普遍薄弱。面对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夏斌：城市商业银行今后的改革，关键在于要加快重组步伐，在监管机构规范下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形成资本约束，稳定发展。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明确市场定位是前提，地方政府的支持是重要条件。作为地方政府，一定要树立“为我所用，但不为我所有”的理念。现在，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很低（2004年底，113家城市商业银行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总体资产质量仍然较差，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加大。拨备严重不足。公司治理仍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却又不想失去对它的控股权，因此矛盾较大，很难进展。我认为，首要之举，是加快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吸引包括个人资本的社会资金进入，是必要的前提。关键是地方政府要转变政府主体观念，监管部门要相信，民营企业和个人资本的资本本性是要增值的，是会负责任的。

　　中国经济时报：也有人担心，民营资本进入后，会把城市商业银行当作“圈钱机”。

　　夏斌：防治与杜绝“圈钱”、关联交易，是监管的水平问题。水平的提高也是个动态的过程。

　　国家需要制定金融业的长期战略规划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对于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涉及到“贱卖”、“国家控制力”和“金融安全”等问题，争议比较多。你对此怎么看？

　　夏斌：我想，首先不要把“贱卖”的讨论与“金融安全”混为一件事。关于金融安全的讨论，关键在于，对于我国金融业的未来，我们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规划，全面地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各个方面，在通盘考虑的前提下，细致考量各种问题。现在，对国有银行要绝对控股，那么，对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怎么办？对外资开放到什么地步？持股比例以后要不要提高？什么时候提高、怎么提高？这些都是需要在ＷＴＯ过渡期中重点研究的战略规划。

　　而在这个战略规划中，我国金融体系建设与资本项下开放、

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浮动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走多远，这些问题，哪怕做不到边界的量化分析，也需要我们研究透彻，并主动落实到政策层面。

　　个别银行的破产倒闭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保护好存款人的利益，只要不引起社会动荡，就不必过于惊恐。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提出，金融安全首先是微观金融企业的效益，微观金融效益好，整体金融就安全了。你认为，银行业对外资开放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吗？

　　夏斌：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我完全同意，我也是几年前就提出过。但是，按照你提到的这种观点推论，那么，目前世界上最好的银行都是国外的银行，如汇丰、花旗，既然如此，要使中国的金融安全，为什么不全让外资完全来控股呢？我想，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这肯定行不通，当然不能同意。我认为，金融资源的控制实质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控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是经济活动的血液。任何行业的增长快慢，尽管背后有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但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影响。我想说的是，国家对于银行业的控制力，直接涉及到我们要不要对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掌握主动权的问题。在世界多国经济格局中仍处于弱势的中国，如果丧失这种主动权，万一遇到内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风吹草动，政府贯彻政策意图的难度将加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样的先例就已经出现。因此，在这方面不要太书本、太单纯。

　　另外，谈到银行的海外上市，从经济史的发展看，从大国兴衰史看，还没有一个大国的兴起是依附或借助于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资本市场的。因此反向思考，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金融体系、短期策略与长期战略中如何处理中国优秀大型企业的海外上市问题，就应该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