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结构升级六大瓶颈待破

　　■本报记者曾业辉

　　目前，我国虽然步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及范围也不断加深，但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消费结构升级的层次、时点并不统一，而且由于消费环境、消费政策、消费观念的滞后以及一些制度安排的缺陷，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优化存在诸多瓶颈。

　　记者多方采访后，综合一些在校学者及国家研究机构专家的观点后将其归为六个方面，其中收入差距过大列首位。

　　收入差距扩大进入预警阶段

　　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9422元和2936元，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1；1997年为2．47∶1；2004年则扩大3．21∶1。

　　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其中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与西部的绝对差距由1998年的2780．8元扩大到2003年的4960．6元；以今年6月统计为例，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

　　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在城市，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户的差距是5．5∶1。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国际警戒线达0．43左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推出的一套“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测算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黄灯”警戒线，而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比以及富裕农民与贫困农民的收入差距，则已接近“红灯”警戒线。事实上，中国的收入分配中还存在隐性收入、特定制度下的非货币收入等不定因素，实际形势可能比当前测算的结果还要严重。

　　收入高低直接影响购买力及消费心理预期，消费能力低的人群过大，不足以支持规模经济，形成消费结构升级的直接障碍。而更严重是目前虽然采取了一些减免农业税、发展特色农业等措施，但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受土地、生产力、市场、地域条件等因素制约，缺乏后劲；在住房、医疗、养老、教育支出不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再加上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意愿将受到严重抑制，消费心理及消费行为也将扭曲。

　　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滞后造成消费断层

　　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讲师胡宝娣及国家统计局高级经济师严先溥等先后撰文指出，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滞后集中表现在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别，在“低生产率—低收入—低购买力—低素质”的封闭性循环中，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的凝滞性和落后性造成消费水平低下。同时在城乡之间形成消费断层，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不能有效衔接，消费结构出现断档。

　　与此相对应，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农民增收缓慢，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后所过剩的工业品供给无法由低收入水平起决定因素的低收入需求来吸收，因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一个较大的购买空当区域，而这个消费区域中集中了我国目前大量的过剩产业。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中低收入者、城镇居民中高收入者这三个层次不能很好地联接起来，其间的离散性成分居大，从而导致消费无热点。

　　我国二元结构中有另一难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有效地流动，“城乡分割”等外生性的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人口政策、各地诸侯经济的封锁与分割及中小城镇发展缓慢等都是重要的阻碍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建伟表示，农民增收受各种条件制约是长期而艰难的任务，而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通过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发展是根本出路，而现在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一些城市的歧视性政策，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和生产要素流动，从而也拉住消费结构升级的后腿，最终影响需求，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劳动力成本低廉围困内需

　　一方面，我国的外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11547亿美元，2005年上半年达6450亿美元，同比增长23．2％；2004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远高于美国（18．2％）、日本（18．8％）、英国（39．5％）等发达国家，比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高得多；原油、铁矿石、氧化铝、镍、天然橡胶等资源对外依存度也高达35％－60％。

　　今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86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286亿美元，截止到今年8月，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高达1．2万亿美元。从以上数据不难看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同出口和外国投资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复杂的世贸格局下，经济风险正不断升高，那么，扩大内需则是长远的战略选择。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津津乐道，甚至为自己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中心而沾沾自喜的同时，却忽略了长期劳动力非等价使用所带来的平均购买力下降的问题，劳动力过于廉价及数目惊人的失业人数，最终将使内需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永久性”硬伤。

　　如果民工荒及城市贫困潮的出现还不足以警醒有关部门及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话，这种饮鸩止渴作法的延续，最终会造成经济、社会纽带的断裂。

　　在日本、美国快速崛起期，并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贫富失衡，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尚且能发挥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李建伟认为，确实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尽管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也尽管工资福利调节应当由企业靠市场去调节，但不应排除一些制度设计来缓解这种失衡的“张力”。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制度，通过明确收入、储蓄实名制，强化个人所得税及物业税管理，适时开征遗产税，提倡捐赠及完善国家转移支付等举措，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完善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相对平均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产业结构转换失衡、升级滞后扭曲供给

　　西安交通大学博导文启湘教授提出，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化和高增长两个方面的合力，但是目前市场化的脆弱性使产业结构的新组合常常受不真实的信息误导，而高增长又使其呈现出剧烈性和粗放性，造就现今产业结构状况的非均衡发展，进而形成消费需求的断裂或“梗阻”。

　　一方面，企业出现了“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前者是某个产业中由于进入的企业过多使许多企业处于低利润率甚至负利润率状态，但仍不能从这个行业退出，使全行业的低利润持续下去。后者是介入的竞争者在数量上超过了饱和程度。二者都形成了过剩的供给。另一方面，一些老行业的地位相对下降，转产能力不足，加之技术改造跟不上，产品老化，造成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维持状态，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或衰退趋势，从而在有现实需求的情况下无力形成有效供给。从长期看，在产业结构转换中，如果“产品供给结构不能及时反映需求变动，也会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反过来，产业空洞化也会引起和加速供求的不均衡或“断裂”程度。

　　此外，由于一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滞后，无法对新的消费需求作出迅速反应，有时虽然生产出了这种产品，但由于自主创新能力及技术水平的局限，无法和一些国外品牌相抗衡，更适应不了消费者享受性、个性化消费模式的转变。

　　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缺陷制约升级

　　目前，国内消费环境仍然问题丛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虚假广告、强买强卖等非诚信现象仍充斥市场，保健品、化装品、食品甚至是药品危害消费者的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抑制消费欲望，对消费结构升级产生梗阻；售后服务不到位，服务内容不实，价格虚高等也都直接影响消费需求。

　　在消费政策方面，仍然存在着地方保护导致消费分割、行政垄断导致价格虚高的现象，同时，有些商品的消费仍然存在政府价格调节外的干预行为，如在医疗、教育、通讯、交通甚至是购房、买车等方面，都存在着消费门槛过高，对一些人群区别对待的政策环境。

　　此外，消费观念保守也会对消费升级产生羁绊作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与我国传统的崇尚节俭、反对超前消费的观念有直接关系，有些消费者对信贷消费仍退避三舍。

　　另一方面，保守的消费思维及消费习惯，对一些开放、时尚、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模式产生抵触，将保健、美容、休闲、娱乐、高档品消费甚至是旅游都看成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至于短信、游戏、网络交易等新生事物，一些中老年消费者更是少有问津。

　　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也不时以个人负债率过高、金融风险增加，甚至是打着抵制西方“消费主义侵蚀”的旗号，给信贷消费定罪。

　　公共服务滞后阻碍消费升级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焦玉良教授特别强调了一些体制性障碍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滞后对消费的影响。

　　在汽车、住房消费方面，一方面企业竞争还不够充分，准入门槛过高，一些行业垄断、行业保护及地方保护仍然存在，使得住、行产品价格整体偏高，使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受损，福利水平降低；另一方面房产开发时配套设施不全、城市道路规划及建设滞后、停车位严重不足等等，都会给相关消费形成阻力。

　　而针对住房、汽车的乱收费问题仍没得到根本解决。目前，土地和住房建设中的各种乱收费仍较突出，主要表现在：收费项目多，手续繁琐；一些部门和单位违反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一些地方政府超越管理权限出台收费政策等等。据调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的各种收费约占

房价的15％左右，而涉及收费的项目多达几十项。在汽车消费方面，乱收费和繁杂的

购车手续抑制了个人购车的积极性，阻碍了市场需求增长。目前，虽然已取消了很多不合理的税费，但是围绕汽车保险、使用、落籍、停车等方面的收费仍较多，以至待购严重、增幅下滑。

　　此外，围绕住、行发展的重化工业生态效率概念仍较淡薄，部分地方只是高喊“绿色ＧＤＰ”口号，一些存在污染的行业企业仍然逐利忘本。而这些“惰性”又将反作用于企业生产模式转变、技术升级及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抑制消费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