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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章剑锋
“昆山的发展确实很快，赚钱的机会也比较多，至少比我去过的别的地方门槛要低。”2005年12月22日，24岁的刘文海在总结自己五年在江苏昆山生活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用了一个比较性措词。
五年前，在昆山工作的同学告诉尚在江西做室内效果图工作的刘文海说，昆山很不错，刘文海于是加入到了昆山外来工的行列。他对本报记者描述当时昆山接纳外来工的门槛之低时说，技术不是太好的人也能找到适合的工作。
刘文海在昆山一直从事建筑动画与室内效果图设计工作，他说现在的行业价格竞争比较激烈，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业务不好。五年前来到昆山时，他一个月的收入是500元人民币，住的是公司的宿舍，而且是和马桶在一起，用一块布隔住，薪水低，加班多，老板说他们不是专业出身，一边拿工资一边学习。
刘文海觉得自己不只值500元就离开了，找到的另一份工作收入稍多一点，吃、住在不到10平米的一间民房里，生活有些封闭。刘的第三份工作是和三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但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分手，因为觉得他付出太多，而他们创造的利润又很小。
此后，他租了一间房子，将之改造成一个集吃、住、工作于一体的图文工作室，成了创业个体户，他说这是被逼出来的。
刘文海认为城市大环境的发展将给他的努力以机会。在他看来，这个今年获得“2004百强县”称谓的中国东部县域，几年前尚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正在不断地规范，这样行业会进入一个稳定期，造成很多人无法获得他们的利润。
“一个城市需要发展，才有我们发展的空间，”他说，进行个体注册时，他花了1000元，现在他有充分的准备组成一家公司。
和昆山台资企业里那些抱怨工资待遇低、打算不久将离开的工人不一样，他认为他和昆山人差不多，惟一的差异是，他还没有获得户籍，“我听说，买房后要交三年保险费才能注册昆山户头”。
刘文海每次在回家的路上，都能看到一种写着“新昆山人”的条幅，他将二代身份证办理与这个称呼相联系。他认为那种提法可能是针对已经落户昆山的人们的，不清楚算不算他们这种没有当地户口的人。“我想政府可能为我们的到来和发展在努力，但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对人们应该是更大的一种吸引。”
作为一位城市化问题的学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琴，也是对“新昆山人”这一提法比较理解并推崇的人。
徐琴告诉本报记者，2000年昆山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为13万人，此后每年新增10万以上，2004年底达到60万人，与昆山当地常住人口等量。其中80％以上为外来打工群体。
2004年4月，昆山发行了一本名为《昆山新市民幸福指南》的书，一个月内，20多万册《指南》将被免费发给昆山新市民，也就是“新昆山人”手中。
她说，“新昆山人”这个名称的诞生，折射了一座移民城市对待移民心态的转变。在管理上，昆山已经将“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更名为“新昆山人建设委员会”。
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徐认为，住房和子女教育是中国各地外来人口共同面临的困难。昆山市政府则鼓励企业建公寓，动员社会资本盖起50幢打工楼，给近4万外来移民安了“旅馆式的家”。
而需要在昆山接受教育的移民子女超过2万人，昆山市的公办学校尽最大可能接纳了2000多人，此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兴办民工子弟学校。两者加起来，解决了90％以上的移民子女读书。对民间涌现的二、三十家民工子弟学校，昆山没有进行“一刀切”，而是整合资源，提高办学水平，合并之后保留了10所小学、一所中学，目标是达到江苏省办学标准。
但是困难与阻力依然存在，徐琴说，城市化的本质内容是空间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的推进比人口城市化容易得多、快得多、也更容易被测量和识别。
“人口的城市化则包括数量上和内涵上的，人的城市化，是指人们在价值观念体系、职业、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市民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一个被多种因素制约的过程，困难自然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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