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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爸爸、妈妈是我最亲近的陌生人。”这是留守儿童最真切的感受。中国妇女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１２日发布的一项关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３１％的留守儿童父母每年回家１次，２１．４％的留守儿童父母几年回家１次；４７．９％的儿童从来没有随父母在城里生活过。据统计，全国１４岁及以下留守儿童总数达２２９０．４
５万人。（１２月１４日《都市快报》）
遵循常情，父母和孩子本应该欢聚一堂，现实情况却是，尽管孩子朝思暮想，一年却难觅父母一面。留守儿童的酸楚让人心有不忍，留守儿童的成长烦恼难以卒笔，留守儿童所伴随的负面效应，更是无须赘述。显然，如果农民工不别妻离子，就没有留守儿童之说。农民工为何要背井离乡，答案不言而喻，这是厨师困境的呈现。
何谓厨师困境？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所形容，即一个人雇了三个人来当厨师，如果这个人打算拿他收入的一半解决个人饮食问题，则三个厨师的总收入不可能超过他的５０％。用“厨师困境”来描述地区发展差距下的人们面对的选择是非常形象的：一个地方的收入水平只能养活３个人，但却有１０张嘴，怎么办？为了发展，必须有人到收入水平能养活１０个人但只有３张嘴的地方去谋生。
数字显示，全国有７０％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就业人口约达８亿多人，而农村可耕用面积日益缩减。观照城市，不仅有农村难以企及的公共资源，而且有农民难以望其项背的物质待遇。日前，有媒体披露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达１２年，消费差距的背后是生活水平的差距。孔雀东南飞、水往高处流，农民最朴素的选择自然是涌向城市。而且，当种田不比打工更有效益，即便为生计和发展计，农民也会投奔城市。
在城市里，如果可以尽享现代文明、可以提升生活水准，可以均摊公共资源，农民工自然无须把孩子留守在农村。现实情况是，这一切都遥远得近乎呓语。首先是二元户籍制度魂灵不死，其次是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保障，最后是身份歧视仍未荡涤殆尽。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体制性伤害，或者如孙立平所说的“体制性权利不平等”。
现有的体制性伤害，主要是殃及两类人。一类是因二元结构和城乡壁垒，使农民的许多权益被褫夺、被忽略或者被消损；一类是城市的流动者，因为这个群体在权益准入上，无法并肩城市定居者，因而被边缘化。不难发现，体制性伤害的最集中的对象正是农民工，他们遭受双重打击，在农村无法享受良性的资源配置，在城市又无法或者难以维护自身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养老保障不能惠及他们，孩子享用不了城市的教育资源，因经济上的掣肘看病只能到小诊所，而且本该得到的薪金常遭无辜盘剥、拖欠甚至化为泡影。显然，农民工能够乐业已属不易，遑论安居，更甭提将妇挈子，做个光鲜的城市人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无奈而狠心地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显然，２２９０．４５万留守儿童就是如此“催生”的。
值得欣慰的是，自上而下，方方面面都在重视农民工的现实遭遇，有关方面也在加大城市化进程，如减免农业税，以期提高农民收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人人有学上等等。诚然，只有维护社会公平，破除厨师困境，让农民工尽享改革收益，真正实现安居乐业，才是祛除留守儿童之痛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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