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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在76岁那年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时，在明铁盖达坂山口发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这是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
编者按：2005年，“国学”忽然热了起来。9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成立。9月28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个现代民间私塾也在苏州开课。随后，“北大哲学硕士”讲授“国学”、“企业老总学四书五经”也被热议。“国学”的魅力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国学热”对现代社会又将产生什么影响？走近国学大师，也许能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更客观、更准确。
40岁以后迷上《红楼梦》
说起来，耗费冯先生心血最多的当属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谁料想，冯先生真正开始喜欢《红楼梦》已经是40岁以后的事了。冯先生说：“中学有一位范先生叫我读《红楼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觉得婆婆妈妈。我喜欢《三国演义》、《水浒》，看这个觉得没劲，不看。”
1954年，冯其庸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正好赶上批判新红学派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冯其庸不得不重新读起《红楼梦》。这一看，就再没放下。真正让他与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产生共鸣的，是在抄写《红楼梦》以后。那是1969年，他怕红卫兵把书抄家抄走，就偷偷抄一本保留下来。这项抄书工程是秘密进行的，每天夜深人静，等家人都睡着以后，冯先生就挑灯夜战，一笔一笔地抄，每次几个小时，抄到抄不动了就睡觉，第二天再去挨批。
在抄这部《红楼梦》的同时，冯先生还随手把当时亲身经历和耳濡目染的一些事记录在装订线背后。“因为我一页一页抄的，今天夜里抄了十页，恰好我们学校武斗。有什么要紧的事了，我就在旁边写：几月几日、大寒、大风。不敢直接写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天夜里，冯先生的三个学生在两派争斗中被长矛捅死了，他伤心得不得了，当夜就写下了：大风、撼户，把窗户都吹坏了。
整整一年，冯其庸按照《红楼梦》的原行原页，用朱墨两色抄成，一共16本，终于在1970年下放前赶完了。在那个雨夜，冯其庸在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又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些经历也让冯其庸先生对曾经觉得没劲的《红楼梦》有了新的认识。他说：“《红楼梦》实际上是写一个人的人生。这个人生的遭遇啊，你了解曹雪芹一家的遭遇就知道了，《红楼梦》实在是辛酸得很。等到经历了这一场‘浩劫’以后再看《红楼梦》，觉得《红楼梦》写了多少他个人的辛酸，尤其他隐蔽写的，当初看不出来，后来慢慢看史料以后慢慢地懂了。也只有曹雪芹，只有经历过这样事情的人写得出来。”
60岁以后九进新疆
20多年来，冯先生致力于西域文化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就是在冯先生60岁以后，曾九进新疆，旁及河西走廊，痴迷于对西北之汉唐文化进行考察。坐汽车穿越沙漠，睡帐篷，身上挂着3个相机，对西域文化进行研究。他曾写过一首诗，曰：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这个老年“徐霞客”曾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寻楼兰古城遗存；两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攀登至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寻觅当年唐玄奘取经回国的路线。
冯先生在76岁那年第二次登上帕米尔高原时，在明铁盖达坂山口发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这是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说起那一次次的旅途劳累，冯先生说，一路的高山险滩行走艰难，常常还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但是，当最后把玄奘回国的线路搞清楚，那真是非常快乐的。
冯先生说，当年玄奘西行的目的是为了求真知，具有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当年佛教引入中国，经过翻译有很多版本，在佛学方面有争论。玄奘认为，不到印度搞清楚古梵文，就很难了解佛经最真的意义，因此下定决心到印度求取最原始的版本，同时解决自己心中对佛学的疑惑。“玄奘历经千难万险，对佛经的真义得到了最高的悟解。没有实践，就没有真知。所以我们今天要大力弘扬玄奘追求真理、追求实践、追求实证的精神。虽然玄奘追求的是佛教真理，但追求真理的意义是普遍的。”
81岁出任国学院院长
今年5月，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被聘为首任院长。作为著名红学家，他将为国学院的建设发挥什么作用？他对国学院的建设有何设想？他怎么看待外界的质疑？日前，在位于北京通州张家湾的“瓜饭楼”家中，冯其庸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您怎么界定国学的概念？
冯其庸：我理解的国学是大概念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应该包括在内。中华民族遗留下来很多宝贵的传统文化，都应该纳入国学的范围。作为一门学问，国学本身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断丰富发展的。100年以后，人们看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许多重要著作，也会列入国学的范围里头去。
记者：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学跟以往有些什么不同？
冯其庸：今天这个时代，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流融合，使得我们近代以来的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传统学术也在不断发展更新，今天我们再来读先秦两汉的经典著作，我们的理解和认识也会跟前人不同，而且会比前人更客观、更准确。
记者：除了开设经史子集元典研读课程之外，您主张在国学院开设西域学、敦煌学、简帛学、汉画学和红学等课程，您是怎么考虑的？
冯其庸：我们要开发西部，不去研究西部怎么能行呢？敦煌学不仅仅是我主张开。敦煌学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早已成为国际显学，而且我国对敦煌学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成就卓著，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应该好好把它继承下来，传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记者：那简帛学呢？
冯其庸：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帛书，震惊了世界。这么多地下文书，你不能不去研究它，还要去抢救，有些东西，你不去抢救的话，它就会消失了。简帛为现在研究国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文献和典籍。我认为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发现的时代，以往学者所无法见到的东西我们见到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典籍出现了，我们可以从新发现的典籍和文献里寻找新的资源。我还建议研究西部的古文字。不少西部的古文字，都变成死文字了，但它却蕴藏着许多西部古代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它与中原的紧密关系。
记者：大家对您提到的汉画比较陌生，您是怎么想到应该把汉画引入国学院课堂的？
冯其庸：汉画是一门新的学问。形象地讲，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和帛画等等，就是汉代人留给我们的一部关于汉代的社会形象史。汉代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现在无法直观了，但汉画上都有，有些内容你都无法想象。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又是一部无比生动的艺术史。
（本报综合）
《市场报》(2005年12月02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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