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其兵栽进“伦铜监管陷阱”

　　●LME的监管条例、措施等相对完备，但制度存在严重缺陷，LME的屡次违规事件已经将此充分暴露出来

　　●英国本土机构在LME进行交易很少，仅占5%。相反，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机构却成了交易的主体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认为，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应转移到上海，LME的诞生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欧洲是原材料集散地和贸易中心。而如今，LME的历史使命应该终结，上海应成为新的定价中心

　　前不久，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最新排名”调查报告显示，伦敦首次超越纽约，位居全球金融中心的榜首。然而，就是在如此成熟和发达的伦敦金融市场上，正悄然上演着一场铜市风暴。

　　无法回避的责任

　　在繁忙的伦敦金融城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这幢8层的白色建筑物看起来很低调———几分钟才看得到一两个人从容出入，门前甚至没站保安。周围行人甚少，一切看来都很安静。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安静低调的大楼内，自11月13日以来，围绕着中国交易员刘其兵失踪的传言及商品基金与中国国储局多空对决的迹象，两个月以来铜价牛市的上升波浪正日益演变成一场巨型风暴。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期货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投机结成了孪生姊妹，作为期货市场上最活跃的品种之一，铜市更是如此。

　　简单回忆一下这场发生在LME的期铜交易大战：中国国储物资调节中心交易员刘其兵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3000多美元/吨附近抛空了近20万吨LME期铜，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据目前LME铜价测算，其账面浮亏已达2亿多美元。倘若国储局被迫代其平仓，当导致上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如此一来，这将是继1996年日本住友商事交易员滨中泰男炒期铜亏空26亿美元以来，LME发生的最大亏损案。

　　1996年滨中泰男造成的铜灾，曾令铜期货市场连续5年萎靡不振。而类似的发生在LME的风险事件并不鲜见。1985年的锡市场违约事件，1988至1989年，美国一家大公司在LME由于被国际炒家抓住机会以失败告终，以及1993年一名交易商胡安·巴勃罗·达维拉进行未授权交易，使智利的国有铜公司科德尔公司损失近2亿美元事件等，都曾令LME遭遇信任危机。LME交易规则上的严重漏洞和监管真空，直接导致了多起期货交易丑闻的发生。

　　发生于10年前的“滨中泰男事件”中，正是LME不完善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助长了风险的发生。从1991年起，LME就收到反映滨中泰男有意操纵铜价的消息，但是由于交易所内部在管理机制、特别是市场风险监控能力上的漏洞，这些消息很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995年11月，LME主管部门在国际粗铜协会和美国监管部门CFTC的压力下，才开始对市场进行调查。此外，在日常交易监管方面，LME也存在严重失误。当时，LME没有大户报告制度，并允许交易者用信贷而不一定是现金来满足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交易者积累了大量的仓位也不会被公司的财务发现。由此看来，正是交易所在风险内控制度上的不足才导致整个“住友铜事件”的严重后果。

　　那么，在此次国储铜事件中，刘其兵所从事的巨额期货交易又是如何蒙混过关的呢？

　　上海良茂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期货分析师丁小姐向记者表示，LME实行会员制，会员既可以自营，又能通过代理的方式经营，过大的投资者头寸容易成为众多基金的狩猎目标；同时，在代理交易中，可能存在对客户信息审核不全的问题，此次期铜事件中，就有报道称交易商为刘其兵没得到授权的头寸进行交易。

　　据海外媒体报道，刘其兵从事上述交易之前，伦敦有3家金属交易会员经纪公司在做了合规性审查后，拒绝与刘其兵做生意。这说明，刘其兵从事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违规行为，而LME作为市场监管者，并没有把好关。

　　市场人士称，刘其兵几个月前就已在LME建立了空头部位。但那时候，他向8个经纪商卖出期权（选择权），给后者在某个固定价格买入铜的权利，而这是在LME掌控之外的。

　　按照LME规定，客户从事期货交易，需出具相应的初始保证金。就在今年7月，由于LME监管部门认为市场高位暴涨暴跌风险大幅上升，因此大幅上调了铜等品种的初始保证金。在LME，90％以上的期铜都是3月远期合约。由于刘的大部分仓位到期日都是12月21日，其建立空头部位的时间，应在9月19日到9月23日左右，约为8000手（每手25吨）；以当时每吨3700美元计算，共需要出具5120万美元的保证金。刘其兵个人显然无力支付这一巨款。

　　此外，按照LME对补充保证金的规定，只要客户的保证金亏损20％，期货经纪公司必须通知客户补足保证金，否则就要强制平仓。而刘其兵由于受到多方攻击，3月期铜节节上升，即使他缴付了足够的初始保证金，在每吨亏损268美元时，这些保证金就已经损失殆尽，刘只有不断追加巨额保证金才可以继续交易。可是，直到11月24日，刘其兵每吨亏损已经超过400美元。

　　LME显然未起到足够的监管职责。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LME总裁西蒙·希尔借11月22日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铜会议宣布，为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LME将在必要时对目前国际铜市混乱的局面进行干预。希尔表示，“LME的职责是做到让整个市场有序运行。”

　　根据伦敦金属交易所提供的资料显示，LME具有保证其市场业务按秩序进行并为投资者提供合理保护的法定要求。而LME此前曾几次对铜市可能存在的混乱局面进行调查，但都因“操控手段隐蔽”，不了了之。

　　暂且不论此次期铜事件谁输谁赢，铜价最终是否暴跌，该起事件暴露出了LME在市场监管方面的真空地带，这一点LME难辞其咎。

　　监管上的真空地带

　　历史悠久的伦敦金融城与纽约华尔街齐名，堪称全球金融中心之首。那么，同为成熟的金融体系，伦敦和纽约的期货交易存在哪些差别？纽约金属交易所（Nymex）在交易方面有哪些保护措施呢？

　　在纽约的期货交易系统中，包括的保护措施有：持有合约数量超过25份时应向交易所报告并接受监督；对交易员持仓数量有限制；一旦所持期货头寸的价值跌破某个特定限度时需追加保证金，以及会员必须向一个期货合约保证基金存入资金等。此外，Nymex的期铜交易还附加一项规则：当月持仓不得超过250张合约。市场参与者能免受这条规则限制的惟一途径是得到“保值豁免”﹐为此申请人必须根据相关规则证明自己有正当的商业需求。

　　与LME相比，Nymex的交易规则更有利于防止任何交易方建立存在违约风险的头寸，这是因为每个交易日结束时所有头寸和保证金都必须结清。而伦敦方面的要求比较宽松，经纪商对信得过的大机构客户提供超量头寸，可以不收取足够的保证金。可见，LME虽然体系成熟，但由于制度上的漏洞，导致市场监管不力，对经纪商的行为放任自由。

　　LME的监管条例、措施等相对完备，但影响交易所防范操纵风险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所自身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即交易所能不能有效、及时地执行有关监管措施，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而这正是LME暴露出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仲元认为，LME的屡次违规事件已经充分暴露出伦交所的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在这个游戏规则不健全、不透明的市场里，很多机构都极易操纵，以致于其价格的合理性都受到怀疑。“这里监管很松，是违规者和冒险者的乐园。”

　　历史上应对期货市场操纵事件的经验表明，市场监管者以对市场异常现象的监控为工作重心，提升市场监管的效率，是有效防范与遏制期货价格操纵行为的根本途径。然而在这方面，LME并未尽责。在过去数月中，商品基金和对冲基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出没于基本金属市场，助涨了金属价格。尽管住友铜丑闻事件之后，LME一直在致力于强化自我监管，但市场人士对LME的监管一直颇有微词，认为市场监管方面仍有漏洞。LME提高铜的交易保证金，从交易所控制风险角度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没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金属交易所，LME年交易金额达2万亿美元。如果LME无法让外界相信它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其业务有可能会因此而萎缩。令人尴尬的是，一方面伦敦金融城的金融创新产品欣欣向荣，金融市场蒸蒸日上，另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却头痛不已，因为他们难以跟上金融创新产品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有关资料显示，英国本土在LME的交易很少，仅占5%。相反，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却成了交易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商品成为众机构捕食的目标。LME的黑暗已引起管理者的注意。早在今年的LME年会上，LME主席希尔再一次公开谴责个别基金组织操纵铜市，呼吁业内各方联合起来共同向操纵者宣战。

　　中国企业缘何屡屡失手

　　从去年的

中航油事件到现在的国资储备局，再追溯至1997年株洲冶炼厂期锌合约被逼仓亏损1亿多美元，为何中国公司屡屡在LME失手？除了LME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外，企业自身管理不善、个人行为与公司治理上的缺陷是导致整个事件发展的内因。同样是LME，同样是监管不力下的期货交易，同样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显得颇为不适，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由于中国企业在LME操作期货均无席位，只能通过当地经纪商席位，这意味着信息渠道的严重失衡，一旦经纪商会和基金公司合谋，信息保密制度完全失灵，这时很容易被国际基金盯住并围猎。通道制成为目前国内投资者投资海外期货的最大痛处。

　　期货分析师丁小姐认为，中国企业在开展境外期货交易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借保值之名行投机之实，头寸又过大。此外，交易员被赋予的权限也过大。无论是刘其兵还是陈久霖，都是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如果赚了钱，可以从中获取大笔红利；如果输了，却由政府动用公共资金买单。收益与责任的不对称，激励了在境外从事期货交易的企业及其管理层的赌博心态。

　　作为世界上铜的第一消费大国，中国占世界总消费的20%以上，但又是世界第一进口国，长期的高价位使中国铜贸易逆差剧增。据海关统计，2004年中国各类铜产品进口额高达127亿多美元，逆差105亿多美元；仅2005年1-9月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20亿美元，逆差103亿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逆差总额，中国已成为高铜价的最大受害者。

　　如今，中国已成为原材料集散地和贸易中心，但并未成为定价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位。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认为，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应转移到上海。他认为，LME的诞生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欧洲是原材料集散地和贸易中心。而如今，随着角色的转换，LME的历史使命也应该就此终结，上海应成为新的定价中心。

　　无论是LME的定价权错位和监管不力，还是刘其兵涉嫌违法交易，抑或国储局管理不善……这场上演于国际期铜舞台上的博弈大戏尚未结束，而我们从中获得的警示和教训可能还不止这些。

　　《国际金融报》(2005年12月02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