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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报 记者 卢晓平
北京消息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金融为后盾,但如果地方政府将金融机构纳入"私家后花园",过多地干预,就会恶化金融生态环境。如何在保持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金融机构独立运转呢?就此,记者专访了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副司长丛明。
政府职能转变是基础
记者:"十一五"规划又一次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为什么中央要一再强调这一点?
丛明: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由于社会的一切资源完全为政府所控制,个人只能依附于政府才能生存。政府始终充当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但这种计划管理的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拓展而显得和国际经济的运营方式格格不入。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也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规模与范围迅速扩大,政府又以新的方式控制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及个人的经济生活,政府职能尽管有所转变,但却没有完全走上市场化道路。
因此,政府职能彻底转变,不仅是良性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也是其他经济工作的基础环节。
记者:作为服务型、管理型政府,是否还具有建设功能呢?
丛明: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求:今天是,明天仍将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各级政府积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地从全能型、管制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法制型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经济管理方式方法、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大力加强政风建设。
政府的经济建设功能是存在的,包括区域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等。地方政府一定要明确,政府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
地方政府要增加融资来源
记者:目前,许多地方政府抱怨政府投资存在许多困境:财政能力不足、商业融资手段缺乏等等。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中的能力缺位,严重制约了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能力的发挥。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丛明:通常政府资金具有两大来源,即财政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为融资主体的针对社会资本的商业融资,包括:直接融资,这类融资主要以地方政府为融资主体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间接融资、项目融资和非项目融资。而间接融资,这类融资主要通过银行和投资公司等中介机构而获得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和资金。目前地方政府主要采取此种方式进行大规模融资。
但就目前而言,政府要想充分发挥自有的经济建设功能,就必须解决地方政府在投融资体制中的能力缺位问题。采取的措施包括给有条件地方发放地方债券,增加资金来源渠道等等；还可以从财政税收的角度,开辟一些符合地区经济发展的税种。
记者:可以详细阐述吗?
丛明:比如,可以把有关这几年地方政府融资促进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数据,连同投资公司从银行贷款成本与目前已发行国债成本对比数据等相关材料,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争取中央能给予地方政府发放债券的权利。
当前世界各国采用投资基金开展城市建设的融资方式较为普遍。以美国为例,美国投资基金与银行储蓄之比美国高达115%,而我国仅为0.5％,而香港证券交易中60%是通过基金完成的。为此,应争取中央支持,开展各类城市建设投资基金试点,吸收各类投资者进入。
总之,可以通过其它合理渠道,充分发挥政府经济建设职能,而不是取代企业自己创收益,让金融机构自身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规范运行。
干部政绩考核方式需转变
记者:有舆论说我们的干部是GDP干部。您是否认为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方式直接影响当地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问题?
丛明:一个时期以来在地方干部政绩考核上存在着"以GDP论成败"的倾向,对地方政府官员业绩的考察,往往特别注重经济增长标准。这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当地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最大化而往往不择手段、忽视或漠视包括金融生态环境在内的环境要素。
"以GDP论成败"也是有客观生存条件的:无论地方经济实力如何,地方政府均被要求"保一方平安",包括保就业增长、保社会安定、保义务教育投入等。对于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地区,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来"保一方平安"。但对于经济实力比较弱的地区,地方政府因缺乏其它必要的政策手段,不得不采取高筑地方保护壁垒的手段。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因此,只有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综合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才有助于各类环境要素包括金融生态环境的向好。
深化财政分权体制改革
记者: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推进,也将有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丛明:财政分权就是将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财政权下放给地方,从一种单一的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收入集中的预算分配的制度变为一种相对分权化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拥有自己的财政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的下放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如果这种制度安排没有合理的配置,就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使整个国家的财政陷入危机。财政分权的关键在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寻求一种最合理的分权水平,因此,这种分权需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配套,加强财政分权制度之下的法律控制,应该是一种必然。
财政分权需要用宪法和法律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各省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力分配关系,防止由此所导致的风险。
我刚才提到为有条件地方政府设立合适的税种问题,就是属于上述范畴。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确立与界定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而是整个税收法制体系、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地方税收立法权的顺利落实还需要辅以其它一些配套性改革措施。
地方金融机构应增加抵抗力
记者:为了建设良好生态环境,除了政策法规和政府职能转变外,作为金融机构自身,是否还需要增加防御风险的外来抵抗力?
丛明:这是必然的。现在金融管理体制是垂直领导,尽管城市商业银行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较大,但其他商业银行包括中央银行现有的管理体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可能带来的外部干扰。
作为金融机构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在垂直领导的体制下,仍然还会受到来自地方的干扰呢?因此,金融机构应该不断建立完善严格规范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防范外来干扰带来的冲击。
区域经济没有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作保障,就像没有了润滑油,区域经济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反之,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下,才有助于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环境产生效益,双方是共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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