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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记者涂亚卓昨日，台湾中华农学会秘书长张森富、台湾高雄餐旅学院旅游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沈进成，通过短短1小时30分钟的演讲、幻灯演示，让与会代表对台湾观光休闲式都市农业的繁荣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对于都市农业，张森富是这样定义的：在城乡边界模糊地区发展起来的，可为都市居民提供优良农副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高集约化、多功能的农业。张森富说，台湾的都市农业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度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适应市民对优美环境的渴望而产生的。1983年，台湾农政部门制定了“发展观光
农业示范计划”。之后20多年间，台湾农业除了保留自身的生产性功能外，还扩展出教育、观光、休闲、度假等其他功能。在阐述休闲农业的社会功能时，沈进成特别指出，休闲农业是搭建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深入交流的桥梁，它能缩减都市与农村发展的差距。如今，乡村旅游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重要旅游活动之一，去年自然景观及乡村旅游人次达4800余万。现阶段，台湾的都市农业已全面普及并呈现以下特征：管理初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特别是观光农园的管理体制基本健全；都市农业与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结合起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两位台湾学者还表示，希望加强两岸都市农业的合作与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建设新农村是历史的必然
湖北日报记者张勇军在昨日开幕的“全国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坛”报告会上，新农村建设成了与会者交流的一个重要课题。会议间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谢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作为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阶段的调研人员，谈起新农村的建设，谢扬从决策的背景、决策的导向、应处理的几个关系等方面，娓娓道来。谢扬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的重农政策不断延续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1999年以来，中央相继提出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予少取放活、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这些在前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有体现。“但‘三农’工作仍缺少一个管总的思路，”谢扬说，通过调查韩国、浙江等国内外有关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中央在有关“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建设新农村，这将是今后“三农”工作的一条总纲。中部可能是国家近期投入的重点。武汉市正在试点推行的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将对新农村建设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谈及新农村的政策导向，谢扬说，归根到底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都存在农业先支持工业、然后工业反哺农业的现象。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历史上的合作化、集体化等任何运动不一样，不是空洞的喊口号，国家及相关部门是要向农村给钱的。在建设新农村的宏伟计划中，谢扬说，要特别注意处理几个关系：一是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有人片面理解为，农村建好了，农民就留在农村。其实，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将是主要方向，建设新农村主要是解决那些留在农村或从城市返回农村的。二是国家投入与农民自主投入的关系。现在农民打工赚了钱主要用于建房，其实不少房子都空着。要引导农民将部分资金用于增收、改善生活环境等方面，这就急需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韩国前总统农业顾问：新农村运动带来韩国巨变
湖北日报记者易飞一头银发，精神矍烁。75岁高龄的李秉东教授，作为前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农业顾问和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倡导者，昨日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新农村运动带来了韩国农村的巨变，缩小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由原来的6比10缩小为9比10。”1970年，在时任总统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新农村运动全面铺开。李秉东教授作为新农村运动顾问委员长，成为总统推进此项工作的得力助手。说起当时的农业现状，李秉东一脸沉痛。“当时农村人口占全国的60%，地少人多，情况很糟，一些地方的农民食不果腹，饿死人现象时有发生。”为改变农村窘迫的现状，让农民不再饱受饥饿，在朴正熙的号召下，新农村运动席卷韩国各地。政府部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精神改革教育”，让全体韩国国民认识到新农村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李秉东介绍说，教育的重点是：清除阻碍发展和改革的一切旧的社会陋习和颓废风气，以培养建设新农村所需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新农村运动的核心是：勤勉、自助、协作。提倡广大农民在勤奋自立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协作。它的典型形态是：“作目班”（农民的一线组织，相当于我国农村的小生产队）。起初是农民小范围的协作，后来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之下，逐渐衍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协作。新农村运动为韩国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此东风，新工厂运动随即在韩国全面拉开。李秉东教授感慨地说：“现在，韩国农民对朴正熙总统充满感激之情，是他让他们走上了富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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