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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在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转折点。在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要更强调促进社会和谐，为此，要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笔者认为，这除了需要政府在社会管理等方面继续努力外，国有企业也应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是在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物质供应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
的。当时，城市经济几乎全部是国有经济，连豆浆、油条也要靠国企制造。而那时的国企，政企不分，效率低下，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基本需要。为尽快增加社会财富，中国在大力发展效率较高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按效率优先的原则也大力改造原有国企。
历史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这些年改革，就不可能有中国物质生产如此丰富的今天。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迈上新台阶，面临的新问题之一是怎样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使产品能在市场上顺利实现，从而顺利完成扩大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普遍承认，由于收入差别扩大，大量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到社会和谐，也制约着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近百年世界经济的历史看，私有企业追逐利润，创造财富的效率可以比国有企业毫不逊色。但是，私有企业显然在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别方面不那么自觉。现在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私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情况下，也能比较注意防止国民收入差别过大，注意促进社会和谐。这是经历几百年来无数次激烈社会冲突，乃至大萧条、世界大战等惨痛教训后的结果。中国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发挥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键作用。中国要不走西方的老路，再体会那些惨痛教训,今后的国企改革深化过程中，就不能仅仅要求其做大做强，成为更强大的赚钱机器，而应该更多考虑兼顾公平。国有企业对缩小收入差别，推进社会和谐，责无旁贷。
调整收入差别，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首先要靠一次分配过程。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在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基础上，增加就业机会，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发挥示范效应，刺激非公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水平。调整收入差别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是靠调整二次分配，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笔者认为，在扩大社会保障体制的资金来源，从而扩大社保体制覆盖面和支付水平方面，国企也应承担更大责任。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企的效率已经大大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赔钱的企业也关的关、卖的卖。因此，国企整体经济效益明显提高。有资料显示，到上世纪末，国企整体利润徘徊在1000亿元，而今年则有望超过5000亿元的指标。国企赚了钱，应该怎么花？再上项目、扩规模，搞重复建设？让上级主管机关去大盖楼、堂、馆、所？显然都不应该。前两年，有关部门酝酿股权分置改革时，曾提出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变现，补充社保基金。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可惜未能实现。笔者认为，现在应该要求国企将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国企利润最正当的用途，即促进国企真正的所有者——全体国民——的福祉。（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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