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五专栏：总有让人不得不看负面的时候

　　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问题是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是经济学界争论已久却一直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高储蓄状况，前不久世界银行在第60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公布的一份长达190页的报告很能说明问题。根据该报告，中国内地真实储蓄率为25.5%，仅次于排名第一的海地，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0%以下的水平。

　　实际上，根据已往资料显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大约都维持在40%左右，因此，世界银行对于中国高储蓄率的估算并不出人意料。

　　中国的高储蓄状况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学界视作支持中国高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理由是作为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高储蓄率能保证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因此，投资也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

　　在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环境下，高投资的意义无论怎么渲染似乎都不为过。但事情总有让人不得不看其负面的时候。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到2004年投资率竟超过了50％。从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比较上看，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20%左右的水平高出1倍多，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环境下，高投资的意义无论怎么渲染似乎都不为过。但事情总有让人不得不看其负面的时候。近些年来，由于基础设施、

房地产和一些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对钢材、水泥、能源、化工等相关行业产品的需求，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步将高投资在一系列环节上的风险释放了出来。此外，靠高投资率实现的高经济增长已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日益下降，造成产品附加值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使得一段时间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到反倾销。最后，由于我国的资源利用率低，靠高投资率实现高经济增长最终引起煤、电力及各种资源全面紧张，也增加了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压力，对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创造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作为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问题虽一直为决策层以及经济界所重视，却一直没有被上升到经济社会的整体及长久战略框架中去加以考量并解决，直至本届中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原则。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温家宝强调：“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今后5年，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消费率长期偏低，必然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的生产过剩，引发新的通货紧缩。

　　一如此前笔者所指出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

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建议，既反映了本届中央及政府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同时又印证了一段时间来舆论所提及的中国在过往经济发展中所积累下的问题确实已非常严重，到了不解决已不能为续的程度。

　　作为与投资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消费，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无疑使其不断下降。2003年我国消费率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消费率长期偏低，不能与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必然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从而进一步加剧我国的生产过剩，引发新的通货紧缩。这种情况下，一旦国际环境有个风吹草动，我国经济难免会陷入滑坡。这种情况显然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无论在认识我国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问题上，经济学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界还存在何种立场与观点的不同，目前最重要的已是如何“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决策和部署上来。”———这不是学术，是党性。

　　（侯颖／编制）（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