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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经历了一次被盗事件，“三只手”朋友从车窗里将我的包取走了，里面有我全部的证件和各种卡，当我以侥幸心理在失窃地点转了两圈以后，开始明白此时我已经无法应对任何一次关于“你是谁”的提问。
挂失补证的事情自不必说，被盗消息也传得很快。朋友都问“丢了多少钱”，想来想去，包里的现金不会超过五十元，他们都祝贺我损失小，而我愈加后悔。我想，包里本来该放点钱的，那样“三只手”朋友一乐，兴许他会把那些证啊卡啊送还。
深圳的小说家吴君反复催促我报警，说一定可以拿回部分的东西。我想警察固然很英明，但也不至于有这样的神威啊。吴君说，这你就不明白了，“三只手”朋友也有管段啊，偷东西不越界的，所以大抵不出英明警察的视线，你要明白表示这事情可能引起媒体对该地区治安形势的兴趣，而且你只想要回那些“三只手”朋友用不着的东西，一定会有效果的。我称赞这是鬼怪精灵的想法，但私底下又以为这大概是小说家的妙思，吴君却说她单位的一个领导就是这样取得了效果的。
于是去报案，咨询了专门报道警务的记者，说打110就可以了。110很快通了，在我说了不超过20个字的时候，堪称悦耳的女声已经传来：“你现在还在现场吗？”“不在。”“那你得到当地派出所报案。”挂机。我理解这完全是因为忙碌，以至于她没有时间问我是否有进一步的问题，热线是如此繁忙，使我知道治安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如果硬要报案，我得先查查丢东西的地方到底属于哪个派出所管辖，然后找到派出所的驻地，再大老远跑去表示丢了东西，当然还有一系列表格、询问。想到这里，麻烦感已经兵不血刃地占了上风。那就不报了吧，在“发案率”上减少一起记录，也算是一个贡献。
失窃6天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我是东湖宾馆花房，在苗圃里捡到你的证件和卡，你过来拿吧。”我夺门而出，取回了证件。后来，我猜想“三只手”朋友以怎样一种神态和心情完成了这个盗窃过程。当然，他取走了所有可以换算成钱的物品，包括一只皮包以及皮包里面插了卡的钱包，然后把所有东西一一清理出来，分门别类地用报纸包好，还把所有这些东西打成一包放在宾馆的苗圃里。这个地方离他得手的地方距离很远，这座城市有两条江、上百个湖，数不清的下水道，如果是顺手丢弃，他可以随便让这些东西无影无踪；如果有意让这些东西灭失，他只需要在点烟的时候顺带把打火机晃一下，但他不远十里把这些东西放在苗圃里，他也许知道那里总会有人打理，这些东西就有机会回到失主手中，为了这些东西不被吹散或淋坏，他甚至专门找了一个塑料袋。
这就是“盗亦有道”吧，虽然为盗，也未必不可以有一点点原则，尽管损人就是坏事情，但损人利己总比“不利己也要损人”、“不利己更要损人”强一点点。我听说一些地方，离家出门时要在桌上留点现金，以免偷儿进场遍寻无获，生了气大搞破坏。如果所有盗贼都能像这位一样，必定可以降低了人们对“三只手”朋友的厌恶程度。
有朋友在一家菜场见到失主近乎哀求的告示：“我知道你困难，但我也要生活，请将你不要的东西归还给我。”被盗的人是不少的，但我没有办法知道有几个人这样幸运，因为盗贼是否“亦有道”实在不是一个可以指望的事情。至于警察，我可以随处看到“看好自己的财物”的提醒，但有多少人的被盗严重到了无论如何繁难都要去报案的程度，恐怕也没有统计，像我这样被盗后不去报案的人肯定会有不少，而且就算报案，是否能够找回部分的物品，也还是未知数。
这些就是我经历一次被盗事件时的“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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