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广告的少年朱腾飞

　　在底层李媛媛

　　时间： 2005年9月

　　地点： 中国传媒大学南门

　　人物： 朱腾飞

　　年龄： 17岁

　　性别： 男

　　职业： 在马路边给过往行人发名片

　　北京的秋天，时间到了傍晚18时许，天色就已经开始慢慢变黑。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行人越来越多，许多学生开始回公寓。这时，在学校南门，两个少年手里拿着一叠名片，发给过往的学生和其他行人。

　　我看到，他俩给行人发名片时，一脸的麻木，根本不看对方的脸，只要感觉有人过来，胳膊就伸过去。很多人对他们伸出来的手视而不见，身子稍微倾斜地躲避一下便走了。接着他们再发给第二个过来的人，第二个人不接、不理，再发给后面的人……

　　我快要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俩同时伸出手来共发给我四张名片，我一看，上面的内容都是关于订购飞机票的，但四张名片上的公司名称不一样。

　　再看他俩，一名个子比较高，一米七五左右，瘦瘦的，头发有点长，穿着一件黑色衬衫，牛仔裤，一双不太合脚、布满污垢的皮鞋。另一个有一米六左右，棱角分明的脸小小的，穿着学生服，运动鞋，像个孩子。两人同时对我微微一笑，我清晰地看到，这两张脸上充满了青春气息。

　　我对他们说：“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想采访你们。”

　　“你了解我们干什么？再说，我们也没什么可了解的。”个子高的男孩对我很不信任。

　　再经过一番交谈，我知道大个男孩叫朱腾飞，另一个叫朱坤。他们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要我等到19点他们下班以后，公司规定他们这个时间下班，如果早走的话，被查岗的发现，他们今天就白干了。

　　19点，天已黑，他们俩还没吃饭。我们一起来到学校西门的一个饭馆，刚坐下，与朱腾飞背靠背的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扭头斜视了朱腾飞一眼，慌忙把放在身边的包拿起来抱在怀里，并往旁边挪动了一下。这个男生的动作，让朱腾飞的脸马上变得通红，头埋得很低。我的心微微一震，忙拿起

菜谱让他们点菜，以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尽管他俩很饿，但面对食谱，却不知道点什么好，“我没进过这样的饭馆，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只想吃点面条。我们老家的面条可好吃了！”朱坤说。

　　但这个饭馆没有面条。最后我点了四菜一汤，要了米饭，尽管这不是他们想要吃的，但我看到，他们还是吃得很香。

　　接下来两个小时，朱腾飞给我讲了他四年来的打工经历。期间，总是情不自禁地撩着他的头发，不时露出笑容，如同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家

　　朱腾飞告诉我，他的家在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县城。他今年17岁，36岁的爸爸在厦门当电工，37岁的妈妈跟随爸爸到厦门，在一家美容店当美容师，“我和弟弟、爷爷一起生活在老家。”

　　朱腾飞家的经济状况不好，他和弟弟都在县城上学，他读初中，一年需要3000元，弟弟读小学，一年需要2000元。兄弟两人上学一年需要5000元，父母在外挣的钱不多，经常不能及时把钱寄回家。朱腾飞读初二的上学期，就是先欠了学费，等父母把钱寄回来才补交的。他14岁初中毕业，就没再上高中，便出来打工，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如果挣钱多，就和父母一起供弟弟上学，如果挣钱少，先顾自己。”弟弟的学习成绩比他好，现在，弟弟是家里惟一的希望。

　　朱腾飞是2002年8月来北京的，当时，他对爷爷说要到北京找舅舅（舅舅在北京打工），爷爷见他已经不上学，在家又没事可做，就给了他220元钱让他来了。

　　说到自己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景，朱腾飞有些兴奋，仿佛经历了一次历险。他说：“我一个人来到火车站，不知道怎么坐火车，就与一位也要去北京的老乡搭上了话，用46块钱买了一张从商丘到北京西的慢车车票。在火车上为了讨好这位老乡，花了20块钱，给他买了泡面和火腿肠，他就带我到了北京。”

　　朱腾飞说，他在北京四年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个子从一米六长到了一米七五。他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了两个春节，自2004年春节至今，他与父母一直没有见过面。我问他，想不想爸爸妈妈？

　　他没说想，也没说不想，而是笑着说：“我爸妈给我寄照片了。”

　　苦

　　朱腾飞说：“来到北京后，我没有和舅舅联系，直接和我同学联系的，他爸是个工头，在北京一些建筑工地包工程，我就跟他爸在海淀区二里庄干活，每个月挣500元，管吃，但住一天，要从工资里面扣一块钱。我的工作是绑钢筋，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一个月有20多天加班，常常加到晚上12点，有时还加通宵。那个时候，我14岁，刚从学校出来，根本就没吃过这种苦，干了一个月我实在受不了，就不干了。”

　　“之后，我看到大街上有做旅游市场调查的，就是拿着一叠表格在街头让过往行人填。我就问人家这个怎么做？公司在哪里？人家告诉我后，就自己去找公司。这些公司一般也不问你什么，反正是干完了才给钱。后来，我在国贸数码大厦的一个旅游公司找了份市场调查员的工作。”

　　“他们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我问。

　　“我第一个月挣了50元。”朱腾飞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50元？”我感到无法想象。

　　“是的，50元。”朱腾飞笑了笑，重复了一遍。

　　“为什么这么少？”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我业绩不好，就给了50元。”

　　“第二个月呢？”

　　“150元。”朱腾飞不假思索地回答。

　　接着他又说：“第三个月领了200元、第四个月100元，四个月一共挣了500元。”

　　“那么后来呢？”

　　“后来每个月都是500—600元左右。”

　　“你干了多久？”

　　“9个月，从2003年9月到2004年6月。”

　　“他们怎么给你算工资？”

　　“按照调查表填写的多少。”

　　“你那几个月收入那么少，是怎么过来的？”

　　“我每天吃馒头、咸菜，喝白开水。一块钱买三个馒头，两块钱买七个馒头，我一天就吃七个馒头，早上两个、中午三个、晚上两个。说七个馒头好像挺多的，其实，这种馒头很虚，用手一捏就变得很小了，吃了也不顶饿。后来，实在吃不下馒头了，我就吃大饼，大饼一张一块钱，我一天吃三张，一顿一张，吃大饼不用吃咸菜，因为大饼本身就有调料。就这样，我还向老乡借了400块钱，又向家里要了500块呢！除了吃饭，我每个月还要交130块的房租。”

　　“那你冬天怎么过？有没有取暖的炉子？”

　　“没有，我从家拿了两床被子，回去后，就直接钻进被窝里，挺暖和的。”

　　接着，朱腾飞又告诉我，他从2004年12月份开始在路边发名片，到现在为止，一共换了10个公司。这些公司都有十天的试用期，如果在试用期内，有顾客在公司预订或者买飞机票，就算是工作有成效；如果没有成效，那么十天后，发名片的人将不会被公司正式聘用。

　　一般情况下，如果没被聘用，最后公司会给200元作为这十天的工资。但也有不发工资的。朱腾飞说，其中就有一个公司，他干了一个月都没给他钱，打电话打不通。去公司找，公司却空无一人。

　　我转过头问正在专心吃饭的朱坤：“你今年多大？”

　　“十……十六岁。”朱坤嘴里塞满了饭菜，不好意思地回答我。

　　朱腾飞告诉我，朱坤是他老乡。2004年9月20号来北京的，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先在管庄附近的一个小餐馆打工，一个月400块钱，干得挺好，两个月就当上了传菜部部长。

　　“传菜部部长？”我很惊讶，便看朱坤。这时，他放下了筷子，双手握在一起不停地搓，不好意思的笑着说：“其实，连我就两个人，那人比我大3岁，但他来得比我迟。”

　　“你来北京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吗？”我问朱坤。

　　“不是，就是想出来看看，玩玩。我没受过他受的那些苦。”朱坤指着朱腾飞说。说完，又接着吃饭。

　　朱腾飞看着朱坤笑了笑说：“我们俩现在分别给四家不同的公司发名片，相同的公司是不能在一起发的。给两家公司发一个月就可以领到1200元，但也不一定，这些公司，都是发几天停几天，然后过几天再发，平均一个月也就能领800元左右。”

　　朱坤接着朱腾飞的话说：“公司不让我们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发。我们除了在中国传媒大学发，还去

望京、亚运村奥体东门、西直门、西单、大北窑，还有一些地方我记不起来了。”

　　我问：“这么远的路你们坐地铁还是坐公交车啊？”

　　“才舍不得坐车呢。我们每人花150元钱买了自行车，平均每天骑四个小时，也不是很累，挺自由的，还能看风景。”朱坤很轻松的回答我。

　　难

　　我问朱坤，“想不想家，什么时候回家？”

　　他边吃边说：“有时会想，玩够了就回去。”

　　“你为什么不上学？”

　　“学习不好，不愿上。”

　　“你的父母愿意你来北京打工吗？”

　　“不愿意。但他们管不住我，我跟着他，我爸妈也放心。我爸妈都说他成熟、稳重、懂事。”他仍然不停地吃饭，同时，用左手指了指朱腾飞。

　　朱腾飞笑了笑，接着给我讲起了他在北京的第三份工作：

　　“不做市场调查员后，通过老乡介绍，2004年7月，我到东四一个鞋店做导购，每个月底薪是600元，卖一双鞋挣5元提成。我基本上一天能卖一双鞋，一个月下来平均能挣700块，我干了四个月，挣了2700块钱，除了还债，还给了我爷爷500元。”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

　　“那个老板总骂人。他见我头发长，就说我是‘卷毛狗’，我生气，后来就不想干了。”这时的朱腾飞，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孩。

　　“还有没有被其他人这样骂过？”

　　“有，是在做市场调查员时，我拿着调查表让行人填，那些人经常说些难听的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朝阳门东大桥蓝岛大厦做调查时，看见一个20多岁的女孩走过来，我刚走到她跟前，还没等我开口，她就说了一个字‘滚’，我没说话，就站到了一旁，当时，我心里非常难受，想哭。同样都是人，为什么他们看不起我，那么不尊重我。我又没偷没抢，我是在工作啊！”

　　朱腾飞接着告诉我，他这几年来被骗被偷的经历：

　　“我第一次被骗是去年2月份。当时，我还在做市场调查员，刚刚攒了几百块钱，想买个手机，因为我们要经常和公司联系，别人都有联系方式，就我没有。正好有一次我走在路上有个男青年问我要不要手机，是三星的，看上去挺新，他向我要1000元，最后侃到400元成交，他把手机给了我，我也把钱给了他。接着，他又向我拿过手机，说取卡，取完卡后，他不知怎么就把手机换成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模型，我接过手机，也没看，就装包里了。

　　“第二次被骗，是去年11月份，离开鞋店后找工作。我遇到了一个做中介的人，他说帮我找工作，但要给他100元钱，我就给了他。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又要我再给他300元，我身上已经没钱了，就没给他，他也没帮我找。

　　“第三次是被偷，损失最多。今年7月28号，我刚刚领了800元的工资，晚上八点多才回到住处，也没去存钱。那时，天气很热，我的屋里没有电扇，为了透风，晚上睡觉我一般都不关门。谁知，那天晚上，就有小偷来把我口袋里的800元钱和一部400元钱买来的旧手机偷走了。我白天骑4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又在马路边站8个多小时发名片，每天回家特别累，睡得也很死，根本就没听见有啥动静。”

　　我问：“被偷后，是什么心情﹖”

　　朱腾飞用筷子搅了搅碗中的米饭，说：“也没什么，就当白干了一个月。”

　　朱腾飞说完往嘴里塞了一口米饭慢慢嚼着，接着他又说：“其实，我不是特别心疼手机，主要就是心疼那800元钱。不过，还好，那个月我卡里还有一些钱，没饿着肚子。”

　　乐

　　吃完饭后，我随他俩来到他们的“家”，在管庄附近的一个居民小院里。他们住的是这个小院的偏房，房租一个月130元。在大约有四、五平米的小屋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两个人的被褥和零散的衣服，一张人们下棋用的棋桌，一个简易的布柜子，一个小煤气灶，煤气灶上放着锅碗，碗里有用塑料袋装的三个馒头。煤气灶旁放着一棵大白菜和几个土豆。这个小屋最吸引人目光的，是棋桌上的一台旧台式电脑，和放在电脑显示器上的三本关于电脑知识的书。

　　朱腾飞告诉我，这台电脑是他今年5月份花了800块钱在朝阳区筏头一个旧货市场买的。是他们“家”最贵重的物品。

　　我问朱腾飞：“你会多少电脑知识？平时都用电脑干什么？”

　　朱腾飞不好意思地说：“基础知识基本上都会。平时主要就是写日记、打游戏、看碟，然后就是把喜欢的一些书里的内容打进去。”

　　说着，他随手拿起显示器上的一本书。说：“我就是看这些书学的，上面讲的东西我现在基本上全学会了，另一本书上说的关于电脑软件方面的知识还不会。我白天没时间，就是晚上回来才能看书，晚上安静，能看进去。”

　　这时，朱腾飞的手机响了，我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部崭新的手机。我笑着问他：“你现在用的还是新手机啊？”

　　“8月份才买的，花了1000元，那个手机被偷了，平时要和公司联系，没手机很不方便。”用着自己的新手机，朱腾飞看上去特别高兴。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他“家”的用品：桌子14元、柜子20元，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煤气灶是租的，先交40元押金，一个月租金2元。锅、碗、筷子、被褥是从家里带的。两张小木凳是房东给他们的。

　　我问他们谁会做饭，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都会做。”

　　接着朱坤笑着说：“我做得比他好，我在饭馆里干过。”

　　“那以后你天天做！”朱腾飞笑着对朱坤说。

　　我看着他们，笑了笑问：“你们平时都做什么饭？”

　　“早晚炒点青菜，熬点粥，吃馒头，中午在外面吃。”朱坤这时显得很活跃。

　　“你们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我问。

　　两人相互看了看，朱坤掰开手指算了起来：“早晚做饭吃，一人能花1块，中午一碗刀削面3块，一人一天5块，三五一百五，两个人300块。”

　　“你们吃肉吗？”我接着问。

　　“吃，但不多吃，主要是他要吃，我无所谓。”朱腾飞指着朱坤说。

　　“那以后买肉，都让我一个人吃，你别吃了。”朱坤显得很委屈。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看着他俩斗嘴的情景，我忍不住问。

　　“我爷爷和他爸爸是亲兄弟。”朱腾飞终于告诉了我实情。

　　“这么说，你还比他小一辈？”我很惊奇。

　　“是的。”朱腾飞说完笑了，朱坤也随之笑了。我也笑了。

　　盼

　　我问朱腾飞，还打算在北京干多久？

　　朱腾飞说：“这个月月底就想回家，发名片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我攒了1200元钱，这个月还能领800多元，想拿上2000元回去学点技术，我们那里有个职业技术学校，与广东、深圳、厦门一些企业签了合同，学生毕业后就会分配到这些企业工作，我有几个同学都是在这个学校上的，现在都在南方上班了，他们说挺好的。”

　　“你怎么想到要上学的？”

　　朱腾飞说：“在北京这几年的经历告诉我，没技术、没学问、没能力根本就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干一些最底层的工作，不但辛苦，挣钱少，还被人看不起，挨人骂。我在北京这四年认识的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干的工作也差不多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回家了，有的去当兵了，有的去学技术了，有的回家找工作了，还有回家务农的，由父母包办都订婚了，就是没有一个在北京找到好一点工作的。我现在也很想回家，好好学点技术，如果能分配到厦门的企业上班，还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不用一个人到处流浪了！”

　　9月29日晚上8点多，我接到朱腾飞发来的短信，说他马上就要上车了，因为买不到火车票，当晚和朱坤坐长途汽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