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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
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获益最多的外部因素
资本项目管制也是中国的经验之一
快速发展的同时要避免陷入民粹主义（Populism）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全球化过程密不可分，现在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也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低收入转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许多正统的经济学说，如华盛顿共识有较大差异。哪些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首要的，是一系列体制改革。其中，私营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最为重要，此外，法制建设、行政体制改革等也在逐步优化中国的商务（投资）环境。现在，70％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26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下岗。现在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了。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获益最多的外部因素。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技术、知识，FDI正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这些要素。FDI的积极作用是华盛顿共识比较正确的一点。
与FDI相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通过贸易壁垒保护幼稚产业（infantindustry），同时向机器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提供特殊政策。幼稚产业的本土公司确实无法对抗强大的跨国公司，落后国家只在一些初级产品如农产品上有一些比较优势，制度、技术、知识等各个层面的差距都使得幼稚产业很难获得产业升级，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过去20多年，中国的电子、汽车、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一直存在政策保护，直到加入WTO，政策保护才大幅减少，从实践来看，中国的产业保护政策确实起了一定的扶持作用。理论上，一方面贸易保护给予幼稚产业一定时间去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贸易壁垒，跨国公国往往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这样，贸易保护就鼓励了FDI的流入，FDI的一系列外溢效应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资本项目管制也是中国的经验之一。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可能会带来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伴随着高风险；而且资本项目管制可以限制灰色收入流出国境，有助于抑制腐败。
此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今天，低收入国家的政策会倾向于效仿发达国家的政策：高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等等。这些当然是好东西，但会损害长期增长的竞争力，问题在于如何去平衡长期增长与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关系。
像印度、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最终是要依靠持续增长，持续地增加非农就业人口。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往往经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过程，这个阶段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人们常说，美国、欧盟等对农民的补贴有多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美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1.7％，法国的农民只占该国劳动力的2.5％。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补贴百分之几的农民是可行的，但中国的农民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超过40％，补贴农民谈何容易。奉行民粹主义的国家，往往伴随着巨额财政赤字、巨额外债、基础建设投资不足。民粹主义的长期后果是，损害了经济的竞争力，无法持续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反而会加剧。
中国改革开放前经历过政府包办一切的痛苦经验，这或许可以避免中国走进民粹主义的困境中。只要中国能保持8％的年均增长率，每年大约可创造1000万的非农就业机会，则农民总是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逐步改善生活。
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在于没有在改革初期就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是先发展私营经济；中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自由贸易，伴随着大量的FDI流入，中国广泛的贸易保护政策对幼稚产业的发展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过程也走得比较慢；中国并未实现民主化，重要的是中国也没有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中。这些经验或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十一版)
作者：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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