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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中日第三轮战略对话在北京拉开帷幕。中日战略对话，是中日双方应胡锦涛主席建议，于今年5月13日开始的。
近年来，中日关系“经热政冷”，政治上处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在中日之间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目的显然在于缓和矛盾，改善关系。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建立必要的机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战略合作诚意。
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今天的“经热政冷”局面，与日本当局对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不无关系。
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变化。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原来分为美欧日、苏联东欧、中国三大块的国际市场合而为一，形成了统一的国际大市场。日本的经济利益，由在以美欧日为主的国际市场内，扩大到统一的国际大市场内。而且，在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头号贸易对象国。经济利益上的这种根本变化，促使日本将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从经济领域排除，小泉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但是，在安全观上，变化却不令人乐观，中美日关系虽然不再属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可是，由于冷战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其国内某些势力，把防止出现任何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力量作为长远战略目标，从而将迅速发展的中国视为一种潜在的、必须加以制约的力量。
美国的这种安全考虑与日本相符合。据统计，日本每天约有300艘船只经过台湾海峡，承担着为日本运送石油等资源和货物的任务，台湾海峡一旦发生战事，日本认为其安全利益将受到重大影响。中日在东海存在钓鱼岛权属和海洋划界等问题，这些争端由于中国从原来的对日本供油国转变为日本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国，而变得更为严重。中国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在安全上对中国抱有日益强烈的戒备心理。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汇总官组织专门分析员石井正己认为：“尽量削弱日本的政治力量及军事力量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即便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强化其在安全保障上的作用，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而，促使日本在安全方面，加强对美国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图的配合。
上述情况，构成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的基本内容。
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冷战后不久便发生了。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未来的世界秩序尚抱有一种多极的或相对平等的期待。例如，日本外务省有过建立美欧日三极世界的设想，日本防卫厅主张：应由“多数国家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进行协调，以构筑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并“期待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则主张由西方7国首脑会议在构筑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对国际秩序的这种期待，使日本在安全上加强与美国结盟的同时，比较注意与联合国、与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的协调，这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弥缝作用。
但是“9·11事件”后，小泉政府改变了对未来世界秩序曾抱有的多极或相对平等的期待，认为：“国际关系正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调整”，因而将日本的对外战略向着适应并利用美国的一超霸权，以谋取日本最大利益的方向调整。这使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与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变得突出起来。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状况，在小泉政府时期，变得格外明显。
显然，在上述情况下，日本方面如果不努力缩小其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中日战略对话是难以取得重要突破的。而要缩小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就需要从大局着眼，登高望远，认清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日两国、对东亚，乃至对世界的重要意义，下决心拿出战略合作的诚意来。惟有如此，中日才能通过战略对话，寻找到妥善解决中日之间一系列悬而未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国际金融报》 (2005年10月14日 第九版)
作者：王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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