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中国艺术家最好的学校

　　敦煌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件，敦煌艺术是活的美术史，是我们正在苦苦求索的汉唐精神。

　　9月29日上午，在关山月美术馆举行了“敦煌的发现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和美术语言的发展”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的都是敦煌学、美术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今年，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5周年，又是特区成立25周年，正如一位到会的学者所说：“我们的研讨 会很富有戏剧性，坐在南国的深圳，探讨北国敦煌的艺术，说明深圳正在实施着文化立市的工程，深圳人民善于汲取并涵养文化的开放胸襟，叫人叹服。”

　　继续常书鸿先生未竟的思考

　　《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敦煌学博士赵声良介绍了中国著名画家、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奠基人——常书鸿先生（1904－1994）。常书鸿1927年6月赴法国深造绘画，1936年归国从事艺术事业，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奠定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及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的基础。在敦煌研究上，常书鸿不但有着筚路褴褛的开创之功，还培养了大批敦煌艺术方面的专才。敦煌能有今天，常先生功不可没。

　　赵声良说，我们在这里举办了常先生的展览，不光要纪念敦煌艺术研究的这位先驱，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常书鸿先生未竟的思考，找出自己的路来。常书鸿生前一直在思考：搞油画，我们搞不过法国人，那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有一大批画家

留学欧洲，他们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一个重要问题困扰着我们，总叫我们挥之不去，让我们反思：在绘画艺术上，我们自己有什么？为什么动辄就是西方的？常先生说，在法国学艺术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艺术家必须经过意大利

罗马的一所艺术院校的培养，才可以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去罗马深造过才是正学。敦煌就是“中国艺术家的罗马学校”，是了解中国艺术的最好学校。赵声良认为，我们最近古的艺术就是明清以来的山水花鸟画，但“五·四”以来，特别是其后的三十年代，我们展开对传统的批判，要求反映现实，可感觉我们的艺术离现实越来越远，批判和否定完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新的东西并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要走出局限，不要模仿，要探索和寻找最有时代特色的东西。研究古代的艺术作品跟我们现代生活的关系，和我们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赵声良还认为，搞敦煌研究，就是让中国人去了解、熟悉、学习、掌握敦煌艺术，只有具备自己的民族风格，才可以在世界民族之林站得住脚，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们看敦煌的经变画、故事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敦煌的发现，引导我们对明清以来的画风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曾经有那么辉煌灿烂的艺术，唐代人物画、色彩的运用都那么出色，在绘画中，色彩是那么重要，但我们曾经放弃了，水墨发展起来了，固然水墨容易表达内涵，但我们毕竟放弃了色彩。敦煌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的大事件，敦煌艺术是活的美术史，是我们正在苦苦求索的汉唐精神。

　　敦煌促使我们转变

　　中央美院佛教美术专业博士、东北师大硕士生导师朴城君说，敦煌的发现，是全景的发现，这一举动开启了我们的民族性。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1943年。这一举动的契机是，外国人的盗取，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应，不得不反击，不得不拯救我们的文化。敦煌艺术出现了不少的木版画、剪纸画、抽象画等等，这促使我们研究方法论上的转变。我们以往都是注重文献的考证，注重零碎的款识方面的研究，敦煌艺术的出现，使我们开始对图形学感兴趣了，使我们的研究得以“横跨”，跨学科，跨领域，不但超越了国外的研究，而且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进一步地革新，昭示了艺术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他还认为，研究方法上，过去都是考古的，如今敦煌艺术的发现，使我们得以更新这样的考古方法。譬如吴道子，他距我们年代久远，他的作品一幅也没有保存下来，研究吴道子的山水画，研究吴道子作品的佛教性，总是无的放矢。如今好了，有了敦煌的艺术品，我们就有了参照物，研究吴道子，就有了相关的证据，就有了旁证和补充，我们再研究吴道子就不再那么赤手空拳了。在旧模式中浸淫已久，稍调换角度，就有了创新。

　　干涸的敦煌给了我们鲜活的画史

　　有学者说，敦煌艺术的发现，使得我们的美术史不再干干巴巴，因有了敦煌，美术史开始鲜活丰润起来。我们研究美术史，就是要让它有开放性、变动性、世界性，日本人曾经很傲慢，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现在他们不敢这么说了，就是因为我们研究上的长足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对敦煌艺术的传播，我们关于艺术的视野更加广阔，才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才有了自己的敦煌学。也有人认为，美术史的研究，还是有缺失的，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一点。干涸、风化的敦煌，给了我们鲜活的画史，但我们的一些画史著述家却没有到那里实地取材，都是转载，都是旧材料一堆，没有新经验、新感受、新学说，读起来那样地枯燥，教材一样，教和学当然就枯燥。我们出书应该力避浮躁，应该建立在对敦煌的研究和借鉴之上。海外的研究经验值得借鉴，他们有专门的资助，有收藏，有陈列，有著录，有出版，我们则显得闭塞，显得不完备。虽然，我们的断代、个案、专题搞得不错，我们首先要重视研究进展评介、趋向、整理、传授等工作的开展。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