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绘图:喻焰
据悉，明年我国将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央推行的重要惠农政策，是我国自有“皇粮国税”以来两千年历史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它既是城市向农村收取税费时代的终结，又是城市支持农村建设时代的开始。
从我国农村现实情况看，取消农业税无疑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转变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使乡村干部从对农民的收粮收款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同时，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很低，取消农业税，不会对财政收入产生很大影
响。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更是认为“新世纪以来，免除农业税费，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更重要的是，由农业、农村和农民供养现代国家体系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国家治理乡村的体系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终结农业财政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
然而，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在本月23日－25日举行的“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民负担依然沉重，解决三农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公共服务收费:农民不能承受之重
在“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说，现在农民面临的问题还很多，不仅到卫生院看病收费过高，当前中小学费用也偏高。
来自山东某镇的党委干部王新海也指出，医院的高额收费是农民最大的负担。农民本来就没有医疗保障，生病后还要受到医院的高利盘剥，这对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农民生病后，由于没有钱或舍不得花钱治疗，小病拖，大病扛，实在坚持不了才进院检查。一检查，一住院，轻则债台高筑，重则倾家荡产。王新海说，对药价，国家尽管设法控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药价降了，但他可以给你多用药，用好药。对其他费用，特别是手术和治疗费，尽管国家已有明文规定，但医院的随意性却很大，地方物价部门对此也熟视无睹。而在教育上，昂贵的择校费、生活费以及教育的乱收费也使农民负担沉重。
变相赋税依然存在
徐勇指出，尽管农民不交农业税，但是只要进行购买，每时每刻都在交税。而且这种赋税会不断增多。如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也认为，农业税虽然取消了，但是一些变相的赋税依然存在，比如说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用物资价格的上涨以及政府形象工程的摊派等等。
王新海指出，许多企业和部门认识不到减轻农民负担对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往往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的眼前利益，不惜杀鸡取卵，总想千方百计地把农民的腰包掏空。例如，国务院刚刚执行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政策(种一亩小麦，国家给农民15元)，农用物资立刻就大幅涨价，农民刚刚得到的那点实惠，就被企业和中间商几倍、十几倍地要回去了。王新海认为，农用物资涨价，农产品降价，导致工农产品剪刀差越拉越大。
湖北省孝感市孝感学院王银芹讲师通过对湖北汉川市、云梦县、孝昌区三地农村的调查发现，虽然取消农业税对减轻农民的负担特别是纯务农的农民负担效果显著，但是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特别是持续增收影响有限。
江西某镇的常务镇长王传师指出，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取消农业税之后，社会抚养费成了乡镇的宠儿。他指出，一些乡镇为了弥补财政不足，而使得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受宠。那是因为，征收社会抚养费一方面具有合法性；另一方面社会抚养费数额巨大，使用随意并且征收的时间长。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带来的负担
王新海指出，前些年，各级政府在农业方面的决策失误，瞎指挥、一刀切，不从农村实际出发，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也越来越突出。
他认为，现在农村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但各级政府在指导农村工作时，还在沿袭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一切都靠行政命令，其结果是适得其反。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也贻误了农民致富的机会，还让农民背上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乡镇干部不要拿负债问题说事
针对许多农村基层干部提出的乡镇债务缠身的问题。一位来自湖南的旁听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就不明白了，国家现在一年少收不到500亿的农业税，但是却转移支付了600多亿给乡镇，为什么还说没钱？我看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干部的自律问题”。他认为乡镇干部不能以负债问题来煽动人们的悲情，为自己的种种不负责任行为开脱罪责。
来自湖北的小学教师姚立法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乡镇改革以及乡镇的财政问题“关键并不在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乡镇机构改革，而在于政府决策公开透明。如果只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而不在预算、决算的透明度上下工夫；就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不透明，农村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专家对策
陆学艺: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认为，我们的体制只关心农业，但实际上更应关心农民。目前我国城乡制度实际上是“一国两制”，农业户口就成了“紧箍咒”，农民戴上这个，到哪都不行，在城里打工十几年，20年身份还是农民。他说，我国目前在人事、户口、劳保等政策上，还是分为两块，不解决这些问题，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
徐勇:乡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应该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认识乡镇改革。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减人、减事、减支，而是综合配套的系统工程。机构改革不仅仅是做减法，而必须在终结农业财政的条件下进行“加、减、乘、除”。
“加”就是使行政与财政统一，国家公务员由国家财政负责。要改变变相的地方财政包干主义，杜绝地方和基层官员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的现象。“减‘就是要精官简政。“乘”就是以精干的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除”就是要消除“农业财政时代”出现的种种“非国民待遇”的政策和体制性障碍。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应该给予农民以最低限度的医疗、养老等保障。
陈祖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广东省委农办副主任陈祖煌在会上提出，广东是一个富裕的省份，但广东也是一个城乡差别、区域差别非常明显的省份。陈祖煌指出，减免农业税只能短期减轻农民负担；只有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通过以外促内，内外互动，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陈祖煌提出，其一，应当推行城镇基础建设向农村延伸。其二，农村应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如农业生态园区建设，特色县、特色镇，一村一品，农民专业组织，名牌产品等等。其三，是给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探索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陈祖煌认为，广东的一些成功经验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例如，从1994年开始把在各类性质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外省的和本省的)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建立覆盖全省132万年收入低于1000元居民的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医疗制度，覆盖率51％等等。
潘维:农民出路关键在于工业化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以一连串的反问，驳斥了农民贫困主要是基层政权压迫所致的观点。
“农村穷，是政府压迫穷的吗？是国家压迫穷的吗？是私人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的吗)？是产权制度(造成的吗)？中国农民为什么穷？这个道理特别清楚，但是大家给弄糊涂了。一说到美国为什么富？许多人说因为实行了民主制度所以富。这把最常识的问题都弄错了。如果把世界6亿多白人都赶回欧洲去，欧洲还富吗？不占领美洲那片富饶的土地，美国能富吗？”
“我们要跟国家斗，跟政权斗，跟集体斗，要私有化。把这些东西都弄没有了(斗倒了)，可是我们农民还是穷啊。所以我想重复一句话:以公有制为主体、集体所有制有没有道理？组织起来搞生产有没有道理？把农民组织起来闯市场、带领农民离开土地搞工业有没有道理？”
撰文 见习记者 陈清浩（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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