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每天都在变化，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变幻莫测的。只要将观察的范围在时间上拉长，比如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人们不需要多少经济学的知识就可以立即判断出经济变化是有周期的，高涨或低落。商业周期是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商业律动，它体现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了技术进步，体现了消费者品位的提升等等。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大体经历了近50次商业周期，由此产生了许多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和一系列观察周期的指标。出于安全感和获利的本性，政府和企业界都在不遗余力地与商业周期博奕，希望抵消其消
极作用。比如政府在经济学者的帮助下设计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建立累计税收体系，推动社会保险和就业体系，发展证券和期货市场，推动全球化扩张等等。企业界也积极开展产业的横向和纵向整合、多元投资组合、信息技术基础上的零库存管理、各类战略联盟和资源外包等等。但是，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金融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崩盘和信息业在90年代末的巨大泡沫使得商业周期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变化的不过是商业周期的预兆指标和各种表达方式。尽管如此，政府和企业界对于商业周期的把握还是越来越精到，越来越自信了。美国联邦储备局近两任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的收放自如，大多数美国巨型企业在商业周期过程中的随遇而安，美国经济在周期调整中的平缓等等都让商业周期成为常规的内生变量，也是产业升级的淘汰落后的必要机制。
中国同样存在着“商业周期”。较远的时代多以政权的更替、自然灾害和外敌等外生变量来表述，近年来，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少数民族地用权威的商业周期指标如就业、收入、产出、消费等来推导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并据此制定宏观政策或解读变化。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表和统计数字的包围下，我们的企业界也渐渐地习惯了运用这一套理念的指标来推测政策变化，制定企业的战略。最近一段时间，在关于人民币汇率和国内利率走向判断上，各种流派的学者讨论激烈。当我们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和指标与西方如此形似，经济学家们解释这些指标如此自信地旁征博引西方经典，我们不免诧异，既然中国经济中市场指标的表征意义和政策工具的传递路径与西方如此一致，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仍把中国排除在“市场经济国家”的范围之外，而学者和官员们在无法自圆其说时每每提及的“中国国情”却如何不翼而飞了？对于一个仅仅在不足30年的时间内承认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并艰难地创立企业竞争主体和市场环境的国度，国际指标和理论到底能有多少用武之处？事实上，深谙此道的各级决策者们依所谓国际指标来做政策的演绎不过是心照不宣的政治游戏，学者们的壮怀激烈恐怕是失于天真了。显然，我们应当寻求商业周期之外的因素，或者说决定中国商业周期的真正力量。
（《中国商界这一轮》郭大鹏杜亮著中信出版社）
《市场报》 (2005年09月23日 第十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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