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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学界有一种说法：无法量化，就无法管理。
“数字化管理”是传统商业与现代企业转弯处的显著标志，在现代企业组织出现之前，“效率”对于商业利润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商业计谋、或是一次大胆的投机冒险，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商业利润。
但是，在现代企业中，在机器设备一样、人员一样的状况下，谁更有效率，谁就是市场的胜利者。当一个依赖密而不传的手艺或秘方的传统商业组织，很轻易的就被拥有现代机器设备的现代企业组织所击败时，并不是现代机器设备击败了传统商业秘方，而是“高效率”击败了“低效率”。
这其中，“数字”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正是数字化的“科学管理”，演示了工作要素的可辨识性和可重复性，并由此造就了大量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假如没有数字意识和数字化管理，今天的企业管理将寸步难行，甚至连最基本的企业管理成果和个人业绩成就，都无法估算和衡量，更遑论如何管理企业了。
而中国的传统商业管理，一直习惯于个人经验和感觉，缺乏对于“数字”最起码的尊重。
首先，中国传统商业之间的竞争，是发生在人际关系层面之间的竞争。通俗的说，假如一个官员、一纸批文能够带来巨额暴利，那么，没有人会费尽力气地去面向企业内部挖掘组织效率———当组织“效率”变得毫无意义，“数字”也就同时变得毫无意义。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缺少经济效益的“数字化”概念，既没有投入产出的基本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损失的管理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一直在封杀“精打细算”式的商业行为，并视他们为无耻商人。
蔑视数字导致的第一个显著恶果，就是使得中国企业管理缺乏起码的“效率意识”。这里有个误解是，没有效率不等于就无法实现目标，中国人可以修建起万里长城，但却是没有效率的，因为他使用的是“人海战术”。就今天来说，没有效率只意味着死亡，原因是这里面多了个“第三者”，即“竞争”。
另一个直接恶果，就是“管理工具”的缺乏。今天的企业组织已经变得异常庞大和复杂，已经超越了凭借个人直觉和经验管理、判断的极限。因此，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的、数字化的管理工具作为管理的依据和支撑，虽然中国企业的管理者比较厌恶管理工具，认为它教条和枯燥。
当我们期待着某一项成功的管理模式得以延续时，它意味着管理模式需要被工具化，而“数字”则是工具化最重要的技术性手段。在中国已经过去的二十多年的企业管理中，大量所谓的经典本土案例，往往如过眼烟云，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还原和复制，咎其原因，正是缺乏理论基础和现实的数据、例证支持，或者说，我们的理论家们往往是一种事后诸葛亮般对既成事实的解释，却并不能够揭示事实真相。
长期以来，引导我们走向错误陷阱的思维是：管理是一种满怀理想的、激动人心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说：“管理得好的工厂总是单调乏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早期“数字化管理”演变至今，已经成为了今天企业的职业化/标准化/流程化的基础性管理。虽然，职业化/标准化/流程化的基础性管理，未必会使企业管理获得成功，但是，缺乏了这样的管理，则企业管理一定不会成功。
《市场报》 (2005年09月23日 第十二版)
作者：孙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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