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上午，随着九号机组的顺利启动，三峡左岸电站十四台七十万千瓦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王威摄
在今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思想。8月中下旬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考察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从郑州到武汉，从南昌到长沙，从官方到学界，从企业家到求职者，“中部崛起”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话题———
8月中下旬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考察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给中部省份的人们以极大鼓舞。来自上海的格雷特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郑大立告诉记者：“我一到武汉就发现，“来这里的人，和当地人一样，都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部崛起’。”看着官员、企业家、学者、投资商行色匆匆地进出中部城市，郑大立说，这凸显出人们期待“中部崛起”的紧迫感。
“紧迫感就是动力”：从官到民忙着找支点
“这种紧迫感就是动力。”郑大立补充道。的确，从中央到地方，从郑州到武汉，从南昌到长沙，从官方到学界，从企业家到求职者，“中部崛起”成为近期最受关注的话题，关注的热度连外商也深受感染。来自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管理协会的CEO马克先生，特意到武汉与当地的开发商签署汉正街第一大道的合作协议。他说，通过汉正街第一大道项目的合作，“我非常骄傲和自豪，因为我有幸可以见证中国的中部崛起。”
其实，“中部崛起”早在20多年前已有学者提出来。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中部崛起”的重要：在农村，如果一头水牛陷到了泥潭里，如何把水牛拉起来，拉牛鼻子只是说法，即拉东部实际上是一个概念；拉牛尾巴也是一个配合，即拉西部实际上也是一个概念；如果在水田上找一个支点来撬起牛肚子，牛才能最终拉出来。因此，“中部崛起”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全面繁荣、全面发展。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中部崛起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一件事。”许多学者与他均有同感，期待已久的包括寻觅支点在内的“撬起牛肚子”的工作，今天更是迫在眉睫。
在今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思想。8月，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来到中部部分省份调研考察。胡总书记就提出，象湖北这样的地方“要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的战略支点”；温总理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部地区的发展定位和特点，以新的思路促进中部崛起。
“不是东西”的困惑：中部价值低估
19岁考上武汉大学，然后一直在这座中部城市奋斗了40多年，武汉大学商学院院长周茂荣教授对中部的兴衰充满着感慨，他告诉记者，过去中部地区的人都在抱怨：沿海东部大开发没赶上，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又粘不上边，既不是东，又不是西，中部在国家发展框架上“不是东西”。因此，大家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中部建成“是东西”，并且“比东西更值钱”。
虽然中部地区扼守长江、黄河、淮河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独特、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并且具备聪慧勤奋的人力资源，这些都是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凌峻中国总裁周军平认为，中部城市之所以“不是东西”（不够值钱），就是因为她的优势被“严重低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也对中部崛起的比较优势给予充分肯定。“这主要是区位优势和交通便利优势，在这里，水路、陆路、航空是很发达的；资源也有优势，农业潜在优势也比其他地区好；中部地区很多地方工业基础非常雄厚，这也是优势；最重要的是人才优势，中部的人才较西部来讲整体受教育水平高。”当然，中央提出中部崛起，目前还没有大的具体政策，李善同对记者说，中部主要还是得靠自己。
“机会”面前：是争当龙头还是协作发展？
当前，中部六省区都期待着崛起，但却没能形成较强的向心力。经济学家陈淮指出，人们在说起中部的时候，总把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六省放在一起，但是六省之间提及协作却很少，各省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于周边经济区域来发展自己。
事实也正如陈淮所言。马鞍山、芜湖甚至合肥等安徽的城市，它们更倾向于和长三角结盟；湖南对9＋2的“泛珠三角”比较感兴趣；河南、山西则更倾向于与北京、渤海湾经济圈的合作。这样一来，“大家期待的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反而有被边缘化的可能。”因此，陈淮更希望的是中部地区各城市之间的协作。
对此趋势如何进行协调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与区域管理系主任李国平提出中部架起“东西连动、南北对接”的桥梁。他说，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进行中部区域的建设，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他具体指出：“湖南、江西往南，安徽往长三角，河南向东部、向北京靠拢。湖北要广泛地建立与河南、安徽、江西、湖南的联系，从而凝聚向心力，实现空间的整合。”他进而提出“一核（武汉）、双轴（长江轴、京广线轴）、多圈（武汉、长沙、南昌、合肥、郑州、太原）”的构思。他说，中部城市个体可以自成中心，共同发展。
“商业振兴”企图：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
中部要崛起，但“不是东西”的中部具体靠什么来作为切入点，让崛起来得更快更顺利？在记者的采访中，有许多学者和企业家都在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提出“武汉方式”。“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武汉曾经是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城市。“武汉方式”就是“商业振兴”的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商业振兴”的方式是以“两通”发展战略提出来的。据周茂荣教授回忆，1984年，当时政府采纳了武汉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李崇淮的建议，制订了以“两通”为突破口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并很快得到国务院的批准。这一战略使武汉成为中部商都。这种“重商”的做法后来也为郑州所采用，一时间，“商都”又成了郑州的称呼。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中部的人们发现，像武汉、郑州这些地方曾经拥有的无数个国优、省优、部优产品，在与广州、上海等地新崛起的制造业的竞争中，连连败北、纷纷倒台。身处“鱼米之乡”“中原大地”上的中部人却要“喝珠江水（饮料）、吃广东粮（副食）”。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两通起飞”之类的战略选择。“重振制造”的口号在武汉、郑州等地提了出来。制造不兴，难道真是“两通起飞”之过？“商业振兴”这一企图经历过考验，现在能否作为促使中部崛起的选择，仍然是个未知数。
专家的观点是，武汉、湖北乃至整个中部，市场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拿武汉为例，该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占到16％（这个数字的全国平均水平为8％），居全国第一。”其潜在市场仅次于京、沪、穗、津，稳居全国第五。“想一想，拥有如此之大的潜在市场，难道还没有发展的机会吗？”这就是学者李如义以市场作为“商业振兴”的理由。
《市场报》 (2005年09月19日 第四版)
作者：本报记者 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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