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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周的2005亚洲当代戏剧季日前落下帷幕。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华人剧团，共有11台演出。
亚洲各国、各地区在戏剧发展道路上有何异同？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来自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台演出不能概括亚洲戏剧全观，但至少，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及与各国编导的交流，可以获得一些对亚洲戏剧的认识。
当代与经典
经典为何能成为经典？它给当代作品有何启示？当代的戏剧作品将来是否可以成为经典之作？在亚洲戏剧高峰论坛上，与会各国戏剧界人士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戏剧系主任兼英国专业剧院艺术总监彼得说，他选择经典剧作，会考虑“经典剧作对现代的人有何意义”。他认为，当代剧作家应该“学经典剧作的结构，而不是那些主题”。
与彼得观点不谋而合的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教授沈林认为，西方的经典确实是有其独到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代表了永恒不变的人性，而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它对当时当地的人的意义是变化的。不是每个剧在任何时候都有观众，哪个戏剧能够对当时当地的中国人有意义的，它就能上演。
据新加坡编剧郭庆亮介绍，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没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常常活在“当代”。但是，他编导的《快乐》却将经典与当代结合得几近完美。郭庆亮认为，对于观众，看经典的东西不会觉得疏离，觉得有种对话。因此，他在做经典的作品，“把作品打散之后，看剩下的是什么”。经典都可以是当代的，好的经典如果选择对就是当代的。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经理杨绍林认为，当代的戏能不能成为经典，由时间去考验。但他也表示，为了表现时代而表现我们生活的作品往往难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相反，挖掘人性这方面的作品更经得起时间检验。
亚洲华语戏剧网络
在这次戏剧季上，除了中国的话剧团，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语剧团，以及美国的华人剧团，体现了由中华文化衍生出去后所呈现的多种文化姿态。
而与新加坡有着几乎同一血缘关系的马来西亚，在它的话剧中同样表现出多元化的色彩。《三个小孩》中，既有普通话，又有广东话，还有闽南语，同时又融入了马来当地的风土人情。
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都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但是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通过话剧所展现的也不同。中国台湾的《嬉戏》表面上是一出风格轻松的戏，但它又摆脱不了政治题材，最后的结局又回到娱乐上，其实反映的是社会的真实情况。
华人剧团在当地生活都比较艰辛。以新加坡的戏剧盒剧团为例。它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的津贴不多，据郭庆亮介绍，他们曾经有全职演员，但5年后发现真的没有钱了，剧团还继续，演员成为兼职，需要另谋生计，1年前又找到新的赞助商，他们的演出才能继续。
话剧团真的“不容易”
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外很多小型非谋利剧团，他们的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都有自己“谋生”的职业。需要演出了，就安排自己的时间，创作或表演话剧。
也许每一个话剧工作者都心照不宣，即便郭庆亮慨叹“不容易”，但各国的戏剧工作者都做下来了，无怨无悔。
杨绍林说，戏剧让他认识了人，认识了自己的存在，认识了存在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他从事戏剧最大的乐趣，尽管这是个“贫困”的事业。
据创立殷梅舞蹈团的殷梅介绍，在美国，他们每次表演都会向各种文化基金会申请。美国塔夫茨大学戏剧系专家康开丽说，美国的各种基金会支持非谋利的话剧团，更多话剧团的表演经费来源于捐助人。她说，表演简介后面有一半是捐助人的名字。
在中国，话剧团的经费问题同样直接关系到其生存。商业性演出的票房情况不容乐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市场部副主任吴嘉说：“持平略有盈余就很不错了。”他认为，对话剧的投资应该多元化。
吴嘉说：“话剧艺术，有演员的临场发挥，与观众的交流，是电影与电视所达不到的。话剧永远是一种调整状态，是不可替代的。”如何推广话剧艺术，让更多的人来看话剧，让更多的人关心支持话剧艺术，是迫使我们思考的问题。（陈恃雷孙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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