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走入“循环改革”的迷途（谈经论道）

　　“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另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就几乎无人敢唱反调。但问题是，我们仅仅是明确了改革方向，“目的地”在哪儿？还要走多远？对此恐怕很难说清楚。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施工图”像盖房子一样按部就班地来实施我们今天的改革？

　　有没有明确的“施工图”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改革事业当成一个“工程”来对待，并用“工程思维”来判断我们的改革进程如何，甚至可以宣布，在某年某月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厦。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意味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大体的方向，以及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的一般原则，如产权明晰（无论公共产权，还是私人产权）、利益与风险对称、竞争环境要公平、政府行为要规范等等。除此以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判断我们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彼岸”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走了多远？有没有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我们凭什么来对此做出判断？

　　如果不能判断，则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即改革的方向是否出了偏差我们无法判断。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到一个危险的境地：陷入“循环改革”而不知。大家都在喊改革，也许不知不觉中就改回去了，或者误入歧途，改出了一个我们不想要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坏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改革逻辑上的悖论。

　　如何避免“循环改革”

　　那有什么办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在学术界，通常是以国外的市场经济为“标杆”来判断的，譬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如何，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差多远，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拿西方发达国家来做我们改革的“模板”。看看别人是怎么搞市场经济的，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进行比较研究确有必要，但历史和逻辑都可以证明，模仿他国，此路不通。还有什么办法呢？要避免落入“循环改革”的陷阱之中，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必须寻求一个新的判断准则。

　　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是理论上证明了计划经济有重大缺陷？恰恰相反，当时的理论解释认为计划经济有许多的优越性，即使用现在的理论来证明，只要信息充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等价的。

　　其实，引导我们改革的不是理论，而是现实中的公共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公共危机。2003年的“非典”带给我们的震撼可以说是公共风险引导改革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我们在探索中前进的一步步改革都是公共风险引导的结果。没有公共风险，从根本上讲，整个改革就是多余的，更不要说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尽管这在社会的“公共显意识”（如政府的文件、流行的理论）中并未充分反映出来，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或者说是作为社会的一种“公共潜意识”而存在的。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而改革？显然不是，那就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潜在公共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市场化改革只有“工具价值”，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如何判断改革的正当性

　　那么，现在的改革到底应该怎么走？用什么方式来判断改革是否出现了偏差？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公共风险中引申出一种新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

　　以市场为导向来推进各项改革，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是有意义的，正如GDP的增长对于贫穷而言具有意义一样。但当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尤其是市场化改革已经明确，并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继续以“市场化”来引导各项改革，则有可能落入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改革陷阱之中。因此，在改革方向已经明确的条件下，改革的导向不应是作为手段的市场，而是公共风险。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为改革而改革，为市场化而市场化。

　　对社会大众而言，只有公共风险才是绝对的公共利益，其他均可归结为个体的利益。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改革实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只有服从于这个公共利益，改革才不会出现偏差，真正体现我们改革的终极价值。

　　摘自《北京日报》

　　《市场报》 (2005年09月16日 第十二版)

　　作者：

财政部科研所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