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车人老李

　　编者按：

　　从今天开始，商业周刊将推出“在底层”系列报道，争取做到每周一期，连续刊出。

　　当今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经济飞速发展，财富新贵与权力新贵不断产生。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新贵既垄断了社会财富，也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和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 ，真正代表社会基本面的普通百姓却渐渐地被新潮的人们忽视。他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然而，他们沉默。

　　开设“在底层”栏目，意在透过我们的视角，走近普通百姓生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以期让读者通过这个栏目，了解更多的民生现状。

　　本报记者 王克勤 实习生 黄超

　　时间：2005年9月上旬

　　地点：北京

　　人物：李志福

　　性别：男

　　年龄：54岁

　　职业：看车人

　　老李，54岁，名叫李志福，是北京街头数万个看车人中的一员。

　　老李不是看守自行车的，而是看守汽车的人。他工作的地点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的马路边上，对面是海淀医院新建的住院大楼。他与同事老王负责看守停在这里的汽车。他每天从下午17时来这里，直到午夜24时交班给下一拨看车人。

　　简单而知足

　　2005年9月上旬，虽然已经是北京的秋天了，但天气依然闷热，晚上八九点钟，热气依然很重。借助路灯的光亮，我看到老李后背上汗湿了好大一片，汗珠还从他的帽子边上不断掉下来。老李告诉我，“必须得戴帽子，这是上面统一的要求。”

　　老李口音很重，声音一直很低沉，黝黑的皮肤，一米六五左右的个头。身着深灰色短袖，左臂上绣着一个大大的带有“Ｐ”标志的鹅黄色袖章，口袋上方挂着黄色的胸卡，胸卡上写着“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停车管理员”的字样，还有老李的名字与编号等。老李的裤子颜色比上衣深点，军绿色的帽子正前方印着明黄色三角状的标志，这就是老李的工作服。

　　说起这套行头，老李很是自豪地指着旁边的老王说，“我入行早才有这套制服，他们入行晚的就只有那个马夹”。他所说的马夹就是那种以红色作底色，上面镶着几道荧光带，在夜间灯光一照就会灼灼生辉的“斑马服”。他这套制服是“三大件”（衣服、裤子、帽子），需要交300元的押金，而后来入行的人，“三大件”就变成了“斑马服”、红袖章和帽子了，同样要交300元押金。

　　有车来的时候，老李便把停车位上的栏杆移开，引导车辆停好，然后拿出登记本，工工整整地记下车牌号、车辆停靠的时间。没车的时候就在旁边坐着，和老王聊天打发时间。

　　老李说，前些年失业在家，2003年经街道办介绍，他进了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经过三天的培训就当上了看车人——“停车管理员”。据了解，仅在这家公司从事看车工作的，就有1万余人。

　　老李每天都要在这儿守着，以前每个星期有一天的休息，到今年，公司把这仅有的一天休息也取消了。冬天，刮着呼呼的北风，飘着鹅毛大雪，他就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风中；夏天，酷热难当不说，还得顶着蚊叮虫咬。下雨时可以穿上雨衣，但不能撤，只有遇到特大暴雨，才会找个地方躲避一会儿，雨小了还要出来继续执勤。

　　老李每月650元的工资，“虽然不多，但是也够家里花销了”。仅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他感慨地说，“都50来岁了，找个工作不容易，可马虎不得。”而每天7个小时的工作在他看来并不算辛苦，和其他工作比起来，看车这活儿时间不长，也挺轻松。

　　刚刚当上“停车管理员”那会儿，老李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比如有些车主不愿意交停车管理费，嫌费用太高，就向公司投诉他。老李苦笑着说，收费标准都是公司制定的，和他没有关系。后来公司就耐心地劝导车主，车主也就逐渐理解了，现在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半辈子围着灶台转

　　在当“停车管理员”之前，老李做了24年的厨师，如果再加上自己卖包子的2年时间，这一辈子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和锅碗瓢盆打交道。

　　19岁的时候，老李第一次离开老家河北沧州，参军到部队，这一去就是7年。1976年他退伍回到了老家，从这个时候起，他就整天围着灶台转起来了。26岁的他进了空军第十一航空学校作厨子，在这里度过了3年。接下来又在一个乡镇企业里做了5年饭，直到1984年为了与返城的妻子团聚，才离开沧州来到北京。

　　到北京后，他在位于白纸坊的中国地质出版社又做了8年饭，然后来到中关村一个叫“湘云”的餐馆干了3年。后来又转到一个搞

装修的私人公司当了5年时间大厨。2000年，他在中科院附近的中关村北一街小市场卖起了包子，每天在家中做好，然后运到市场去卖。那两年里，包子卖得很是红火，然而，由于这个小市场的拆除，他又不得不谋求新的出路。

　　穿上顺达公司的制服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李在家闲了整整一年时间，因此，他格外珍惜手头这份工作，不敢有一丝懈怠。他们每天守着这些车，如果发现有人剐了车或者是砸车，就要马上通知车主。如果没有抓住剐车、砸车的人，那公司就得赔钱给车主，同时管理员也会被扣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工资。而管理海淀南路所有停车管理员的班长就要被扣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工资，管理这一路段好几条街道的段长会被扣得更多，有时候甚至会扣掉2—3个月的工资。如果后果很严重，相关的责任人还会直接被开除。

　　而他们公司的管理员原来基本上都是下岗职工，一旦失去这份工作，可能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当问到以后的打算时，老李很平淡地说，就一直干下去，直到公司不让干为止。至于公司还能让他干多久，他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现在公司招管理员时，要求年龄不能超过54岁。

　　孩子上学是最重的担子

　　1999年，在这个城市漂泊15年之后，老李的户口终于迁到了北京。然而，这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改变。

　　老李的妻子是北京人，1966年，老岳父一家由于成分不好，被“发配”到河北沧州。1975年，从部队转业回家的老李，经人介绍便与同为农民的妻子结婚了。三年之后，老岳父一家落实政策，妻子返城回京当了工人，自此夫妻二人足足分居了6年时间。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儿子1985年才来到这个世界，这已经是结婚10年之后了。

　　儿子的户口随母亲，所以孩子的上学问题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2004年儿子从知春里中学高中毕业，考进了北京联合大学计算机专业。第一年儿子在联合大学涿州校区读书，每个星期回家一次，今年搬到了昌平校区，离家就更近一些了。

　　说起儿子，老李又开始絮叨起来。他说“这小子人倒是个很聪明的人，就是总爱踢足球耽搁了学习”，但是儿子绝对敦厚老实。至于孩子的未来，老李坦言，找工作、买房子家里都是帮不上忙的，只能靠孩子自己打拼了。

　　孩子去年入学花了9000多元，今年少了一些，交了7800元，每个月孩子吃饭零用大概500左右。儿子深知家中的艰难，从不乱花钱，这点让老李很是欣慰。

　　老李全家每月收入总共约有2450元左右，分三块：一是老李自己650元的工资；二是妻子1000元的退休金。妻子所在的北京造纸六厂现早已经倒闭，原来工厂的土地被中国人民大学收了。幸运的是，妻子在工厂倒闭之前办理了退休手续，所以能领到退休金；第三块收入是妻子单位分的房子（无产权）出租的收入，每月800元。。

　　开支起来，这些钱显得捉襟见肘，家里每个月光吃饭一项的支出就要500元左右。所以孩子的学费有一部分是从孩子舅舅那里借来的。

　　老李说自己十几年来都没有买过新衣服，穿的都是亲戚朋友送的旧衣服。现在老李一家和岳母（他习惯上称做“老太太”）生活在一起，而他住的房子也是老太太的。老太太今年已经81岁，除了孩子上学以外，老太太的医药费就是他们最大的负担了。去年老太太病了六七次，每次至少都要花六七百块。

　　何处是家

　　老李说起自家的房子让人一头雾水，听了好久才听出个所以然来。原来他一家分别住在三个地方。

　　第一处，是北京造纸六厂当年分给妻子的房子，也是他家惟一的房子，位于苏州街74号院的一个两居室，50多平米，但这个屋子是分给两家人的，老李家只拥有这里的三分之一。前些年他们一家三口全住在这里。后来，为了照顾年事已高的老太太，也是为给孩子上学筹点学费，老李一家从这里搬了出来，将房子租给了一个湖南人，每月能收800元房租。其实老李家并没有这个房子的产权，在北京造纸六厂倒闭前，这个房子没有进行房改，后来转由房管所管理。

　　第二处，是老岳母的房子，也就是妻子与孩子居住的地方。“孩子的小舅在万柳买了房子，让老太太住。”妻子退休后一直在照顾老太太，于是便随老太太一起搬了过去，上学的儿子回来时便住在那里。老李略带一丝忧虑地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归天之后老婆孩子就得搬出来，将来一家人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三处，就是老李现在暂住的地方，其实也是老太太的房子。这处平房是20多年前老李夫妇和老太太的其他几个儿女帮着盖起来的，当初周围是一片农田，而现在，对面是万泉新新家园，一个全新的别墅区，东边紧挨着万泉河路的稻香园桥。老李他们这一片平房的墙上都刷着大大的“拆”字。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往老李家走的时候，会经常看到白色石灰水刷的“拆迁办公室”及指向箭头。

　　在胡同里拐来拐去，最后推开一扇小铁门，终于到老李家了。院子里光线很暗，空间狭小，很局促。屋前有一株大树，老李说是香椿，每年还可以吃几次尝个鲜。推开已经斑驳的屋门，这个不足8平米的小屋里的一切几乎尽收眼底：紧靠墙根塞着一张单人床，门口是一个大衣柜，刚好留了个过道可以走人，床头靠着一个小桌和一张凳子，头顶悬着一根铁丝，上面挂着一些衣服和杂物。墙壁上有些部分用白纸糊着，有些部分则干脆放块木板挡着。各种杂物随意放着、挂着，令小屋显得更加零乱。屋顶是斜三角状，全部都是木板的，看上去倒像个临时搭的工棚（但老李说这个屋子夏天不热，下雨也不漏）。门后的墙已经裂开，掉下一大块墙皮来，可以看到里面全部是黄土。

　　再往里面走，是一个大约不足2平方米的厨房，靠窗口一个水池，旁边摆着桌子和煤气灶、煤气罐，抽油烟机很低，不小心就会碰头。再里面就是一些破旧的柜子，堆满了杂物。最外边出口的地方放着一台冰箱，记者留意了一下，是“长岭—阿里斯顿”牌的。

　　老李从冰箱里拿出两只桃子，削除烂掉的部分请我们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走出屋子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原来他住的是一间后搭建的偏房。另外还有三间正房。

　　老李说，这些房子都是老太太的，那几间里，有一间是他的一个朋友一家住着，其他的租出去了。不过这些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据说以后这里不会再建房子，规划中是一块绿地。

　　整个院子正房偏房一共五间，政府给47万元的补贴。老李说，这附近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都要七八千，中关村这边

房价太高了。政府建议去回龙观买房，那边比较便宜。

　　然而，老太太有五个儿女，这样一分之后，老李家也拿不到多少钱。

　　苦苦等候的保险

　　1999年户口落地北京的时候，按照有关政策，老李家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月280元，这样全家就有840元的补贴。但老李没有去领，因为不久之后，妻子退休，每个月有1000元的退休金，这样就超出了国家低保的数额，他们家也就不再具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

　　但令老李忧虑的并非低保。到现在为止，北京公联顺达公司还没有给他购买三险。老李害怕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孩子肩上的担子又重，光靠妻子1000元的退休金很难维持生计。户口刚迁来的时候，他不知道需要购买

养老保险，街道办也没人告诉他，对此，他满腹怨言。

　　后来他知道了养老保险的重要性，专门去找街道办、社区咨询过，还曾经专门去市政府咨询处咨询。市政府咨询处的建议是，养老保险在15年以上才有效，他现在是54岁，到60岁还有6年时间，如果公联顺达公司补交前两年的保险费，再算上当兵的7年时间，就正好是15年。

　　现在，老李还在不停地催促公司为他购买保险并把前两年应缴的钱全部补齐。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现在公司给他买了没有，“应该已经买了吧，过几天再去公司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