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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周诚
作为铺垫，本文从什么是“经济”谈起，然后谈及“经济学”，最后再论述建立新型“普通经济学”的基本设想。
从什么是“经济”谈起
对于什么是“经济”，人们给出了种种答案，但至今似乎依然莫衷一是。
首先看看西方世界对“经济”的诠释。不过，这方面的材料是相当难以查找的。在诸如《现代经济词典》（Ｄ·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Ｄ·Ｗ·皮尔斯主编）等著名的经济学工具书中竟然都未收入“经济”一词。
“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不过当时“经济”的含义是对家庭事物的管理，特别是指家庭收入的来源和管理。后来，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表示“政府的艺术”或“政府经济活动中的财政金融部分”；而这一概念最终演变为经济学的同义语。在《美国传统词典》中，“经济”一词有两个含义：①对国家、社会、企业资源的管理。②资源管理、开发的体系。这两个诠释，都把“经济”说成是“资源管理”，显然是片面的。在《美国韦氏词典》中，也有两个解释：①事物运行的安排或方式。②一国、一地区、一个时期的经济生活结构。这两个解释，前者过于泛化，后者则过窄。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词典》中对于经济一词的诠释则是：用尽可能少的支出，以取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的原理或方法。此种诠释把“经济”当成经济效果的同义语，而且更像是针对“经济学”的。在Ｐ·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找不到对“经济”的界定。萨氏对经济生活的界定是：“经济活动是由一系列活动所组成的复杂的集合，包括购买、销售、讨价还价、投资、劝说和威胁等等。”
由此可见，在西方世界，对于“经济”一词的诠释是相当稀缺、含糊和混乱的，真正可资借鉴之处并不多。
接着考察一下在中国，对于“经济”这一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在中国古代，有“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等提法，但是其含义相当于“治理国家”，与现代的“经济”一词的含义基本不同。有的人，硬把“经邦济世”解释为现代的经济管理，这是牵强的、不负责任的。至于《史记》中的“货殖”一词，则主要指商业活动，也非“经济”的代词。现代中文中的“经济”一词，是18世纪从日本引进的。
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词典》（1980）对于“经济”这一概念的，有以下几个诠释：①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制度；②经济活动——再生产过程；③国民经济的总称；④节约。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2005）则给出以下诠释：①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之总称；②生产力；③生产关系；④生产方式；⑤日常生活中的节省、便宜。
对于以上中外各种界定，可归纳为：生产力说（含生产活动、资源管理、经济部门等等提法）；生产关系说；生产方式说；节约说。由此可看出，中国学者在对于“经济”一词的界定上，远远胜过西方学者。顺便指出，中国学者的学术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往往明显地超过西方学者。追根溯源，这与受中国古代学者阐述学术观点时简明、扼要、深刻的优良传统影响，有密切关系。（例如，《论贵粟书》强调“开资财之道”——观点何等简明！而《盐铁论·本议》指出：“文繁则质衰”——可谓一针见血！）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靳永慧等主编的《经济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9）一书，是从界定经济这一概念开始的。该书认为，“经济是主体通过供给实现增值的活动”。其中，“主体”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人”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供给”是指“经济活动手段”，其中包括生产、销售、出租、放债等等；“增值”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即盈利或赚钱。
对于经济的这一界定，进行具体分析如下：①“主体”若不与“客体”并存，便是片面的。从而，这里的“主体”以改为“人们”为宜；②“供给”与“需求”是交易的双方，缺一不可，从而“供给”以改为“提供产品与劳务”；③“增值”与“盈利”并非同一概念；而且，自然经济活动、自给性和公益性活动，并非以盈利为目的。根据以上三点具体分析，基本上可判定这一界定并不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无论在哪一方面，创新都是应当提倡和鼓励的，但是所创出的成果，却并不都是站得住脚的。
究竟什么是“经济学”呢？
首先看看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学所给出的一些界定。（英）Ｊ·Ｓ·穆勒的界定：“政治经济学以一个任意的人的定义为前提，作为存在者他总是这样行事，这样做他可以以现有知识状态下最少量的劳动和物质牺牲来得到最大量的必需品、方便品和奢侈品。”（英）Ａ·马歇尔所给出的界定是：经济学是“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莱·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1933）。（美）Ｒ·Ｂ·埃克伦德认为：“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英）Ｊ·斯罗曼所给出的界定：“经济学是研究需求和供给的学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较大科学的分支。”它“主要涉及人类活动的社会方面——不同于特定的技术方面。”
根据以上所引，可将西方学者对经济学给出的界定分为以下5类：①效率或效益说（即以最少的耗费取得最多的成果）；②稀缺资源配置说；③市场行为说；④供求关系说；⑤社会关系说。在以上5类中，最为通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是“稀缺资源配置说”。由于笔者并未做到“穷举”，故不敢断言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学的界定仅有以上几种。不过，与实际情况的出入可能不会太大。
在中国，对于经济学所给出的界定，是简单明确的。例如，许涤新的界定是：“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刘树成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的界定是：“泛指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规律，确定生产关系的产生、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该词典还分别对于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等给出了定义。根据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所给出的定义，可将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大类：经济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而作为经济学的对象，则无非是两种观点：生产关系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说。
重新认识“经济”和“经济学”，建立新型“普通经济学”
以上，简要地列举并归纳了中外学者对于经济和经济学的界定。下面，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型“普通经济学”的设想。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尽管通常认为，西方对于经济和经济学的界定，片面突出有限资源配置，其目的在于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和经济学的界定，则明确地宣告对于经济关系的揭示，然而从以上所列的内容来看，西方和中国对于经济和经济学所给出的界定，其相互交错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从整体上来看，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应当汲取其中一切有价值的内容，为我所用。
第二，对于“经济”和“经济学”的再认识，意味着在经济与经济学的研究中，既不可墨守成规地认为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生产关系，又不可盲目追赶西方的时髦而认为理论经济学的对象仅仅是稀缺资源的配置——目前明显地存在着这两种片面的情况；甚至中国学者写的经济学教材，也宣称经济学的对象即稀缺资源的配置，可谓“食洋不化”。
第三，再认识意味着，对于“经济”这一概念，有必要明确地扩大其内含，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人财物节约、经济效益等“五大基本方面”。要把那种认定“节约”仅仅是日常生活范畴的概念的老观念，彻底扭转过来；还要把以货币（“钱”）作为“经济”代名词的习惯用法，扭转过来；等等。
第四，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应当建立自己的新经济学。它既不墨守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又不一头倒向西方经济学，而是对于两者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它应当广泛汲取东西方经济学中的一切积极的、有价值的重要成果。例如，它应当对于诸如“经济人”、“科斯定律”之类的著名理论，给予真正的科学评价；对于“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结合机制给出中肯的解说；对于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经济规律予以正确阐述。它不应当忽视或回避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深层次、高雅性内涵；它将摒弃一切陈腐、繁琐、冷僻的教条；等等。
第五，这种新经济学，可不必再称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这里的“政治”二字，早已不含原意），但是仅称“经济学”却稍嫌模糊；若称其为“理论经济学”，则由于此称谓只是在与应用经济学相对应时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称谓也不够恰当。笔者认为，它应当称为“普通经济学”，以区别于各种专门（专业）经济学。这一称谓是借鉴“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等的产物。这种“普通经济学”，对于各种各样的专门经济学来说，具有绪论的性质，具有向导的作用。它以市场经济作为基本背景，通过对于上述“五大基本方面”给出简明、深邃的阐述，在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上给人们以深层次的启迪。简言之，这种“普通经济学”应当以高姿态、高水平，全方位地向社会传播最必要的经济学基础性学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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