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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留守”，一个半军事化的词条，现在成了中国绝大部分农村的真实写照。此前，关于它的担忧大多停留在对孩子缺少监管的层面，现在发生在湖北省郧县城关镇中岭街的一幕惨剧，两条生命做了警钟的棒槌：因为子女外出务工，56岁的李光山系突发急病死亡，紧随其后的是，年仅三岁的兵兵因为没有了李光山的看管，两天后因饥饿和脱水死亡。（《法制
周报》8月22日报道）
这就是广大农村的“留守”部队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的缩影。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悲剧，但此后记者的相关调查表明，因为羸弱不堪，这样的部队战斗力严重缺失：诸如飞儿（化名）之类未成年孩子的监管真空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示……
我们的忧虑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至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已达1．14亿人，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23％，其中举家在外务工的劳动力2430万人。
问题随之提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宁愿忍受城里人的白眼，选择背井离乡？据权威资料显示，一方面，因为三农问题困扰，城乡差别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国的基尼系数偏高的主要原因，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警戒线，达4．58。另一方面，城乡壁垒下的农民一直消受并将继续消受社会各个时期的额外负荷，前些年流行的一句“全民办教育”的口号带来的后果是各地农村都从农民手里收取数额不等的“教育附加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负担赤裸裸地转嫁到农民身上。中国义务教育的投入中，78％由乡镇财政负担，9％由县财政负担，11％由省地负担，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在底层受力的是中国9亿以上的农民。农民肩头沉重负担，与农民脆弱的抗风险力，使得维系“老婆孩子热炕头”传统的农村生活图景变得困难重重。
虽然他们渴慕城市的灯红酒绿，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融入过城市，他们永远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多是因为，光靠地里刨来的食，仅够裹腹而已：陕西榆林罗硷村人的房栓枚2004年的全部家庭收入：每年3担黄豆市值360元、4担谷子市值240元、一头猪，年底卖了900元。就是全家一年置一件衣裳，没有一点人情来往，也只能对付一个孩子一学期的高中学费余元。面对孩子“涨”声一片的学费和日不敷出的家用，抛弃别子是他们必然无奈的选择。
义务教育的半义务化状态，不见多大逆转的农副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与现有体制下的城乡壁垒似一根鞭子，驱赶着土里刨食的1．14亿农民不得不如候鸟一般，在自己的家园与城市之间奔波劳碌。
父母如一只麻雀在城市的屋檐下谋食，未成年子女处于监管的真空。从现有的情形看，要解决“留守”部队及因此而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如果不从三农问题开刀，即使假以时日也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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