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广州市江南大道中发生的工地塌方事故，再次昭示从根本上防范社会公共危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相对于严峻的社会公共安全形势，政府在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工作体系、机制和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因此，建立健全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不仅是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度，实现“和谐广东”的迫切需要。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类型以引发因素的不同分为三类。一是来自自然界或主要是自然因素引发的；二是
来自社会人文环境或主要是人为因素引发的；三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而产生的。一般来说突发公共事件都呈现连锁性、复杂性和放大性的特点。一种突发公共事件往往会次生、衍生出其它突发公共事件，极易被放大为社会危机，国际化程度增高，处置难度大，具体如亚洲金融危机、英国“疯牛病”、美国“9·11”恐怖袭击、东南亚大海啸，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非典、禽流感，特大台风等等。
考察社会的安全程度应与现代化的进程联系起来，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主导性的社会危机有不同的体现形式。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传统性社会和现代性社会都相对稳定，而转型期的社会容易滋生动乱。转型期社会矛盾产生与积聚的速度不断增快，是一个各类社会矛盾凸显的危险时期，利益重新分配，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处置不当，就容易引发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另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也加剧了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城市对各类突发事件往往有“放大”作用，人口集中、建筑物集中、生产经营集中、财富集中的现代化城市也在集中风险。
根据国际上的一般划分标准，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城市化水平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人均GDP在4500至8500美元、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以上时，将进入城市发展成熟阶段（城乡一体化）。
我国的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是不平衡的，但各大中城市及沿海经济省份以上述标准衡量，经济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有些区域甚至是将要由现代化中期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转型。比如珠三角人均GDP已达到48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40%左右，城市化水平达到72.7%。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表明整个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高风险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