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会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寸土寸金的北京大栅栏怎么会成为典型的贫民窟？然而，北京市社科院6月发布的《城区角落调查》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大栅栏57551名常住居民中，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1946人，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的特征。
这数字促使我重新思考“城市社会生态平衡”的问题。我认为，城市建设应该充分实现社会各阶层的互相融合和错杂“混居”，以提高城市效率，降低城市运行成本。在范畴不大的同一区域，互相关联的人们混居的合理程度越高，这个区域的运行效率就越高，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也越高，反之亦然。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城市化和城市改造运动，几乎都没有考虑过“城市社会生态平衡”问题，因为其基本都是由政府规划、大面积拆迁、开发商大面积开发。与这种大规模拆迁相对应的，便是大量老城市的衰败和大量组织乱不堪的“城中村”出现。
我认为，这是城市开发权规划权被地方政府高度垄断的必然。很多城市老街区居住十分拥挤，但是人们不敢自行改造或重建房屋，因为不仅拆迁的权力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甚至“一口价”规定了拆迁补偿标准。其结果，又形成另一个恶性循环：老城区和“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完全依赖政府，因无人作为而日渐衰败；而其拆迁补偿的要价，也将随着周边地段的升值而水涨船高。以大栅栏为例，目前，该区每户平均面积为19平方米，政府和开发商最多补偿20万元，但该地居民至少要求40万元，缺口达50亿元。此前政府和企业3次斥资改造，并没有挽回大栅栏的颓势。
北京社科院的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应该转变过去老旧城区搬迁安置的改造思维，允许居民自行建房和改造危旧房，政府只负责筹资改造市政工程。这个建议也适合全国大部分老旧城区和城市建设中不断新出现的“城中村”。
老旧城区和“城中村”往往都是大量服务人员聚集之地，兼具多重功能，具有一般写字楼、商业区和纯住宅区不可比拟的“城市生态功能”。以较低成本容纳大量商业服务及其人员的老旧城区和“城中村”，是城市人文社会意义上的“肺”。他们可以向周边提供较廉价、方便、齐全的生活服务，为大量服务人员提供较好的创业环境，为大量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栖息、就业之地，为老居民带来巨大的财富空间。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转变观念，要学会容忍所谓的“不和谐”。老旧城区和不断涌现的“城中村”决不是现代城市的包袱。（摘自《东方早报》）
《市场报》 (2005年07月29日 第十二版)
作者：童大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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