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子山
7月26日新华社《谁在为“大学高收费”推波助澜？》一文中说，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教育经费，若其中的三分之一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
”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而现阶段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也达不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ＧＤＰ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要求。
大学的高收费，除了人所共知的中国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无形中加大了教育成本等原因之外，国家财政的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
国家为什么投入不足，是国家没有钱吗？不，国家有钱：以2004年为例，仅税收一项就突破了2．5万亿元，再加上非税收的财政收入以及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应当在3万亿元以上；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能说国家没有钱吗？
既然有钱，为什么不增加对教育等和民生有关的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呢？
按照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3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题为《社会公正问题的观念反思》文章的说法，就实现初级的和基础性的社会公正而言，国家的财力条件已经具备，国家的财力问题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但是，就中国现在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很不正常。吴忠民还说，我们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比例过小：就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而言，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3％，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9％，卫生保健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0％。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方面的投入都有所增加，但无论是从增加幅度看，还是同一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国家相比，这些方面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是不高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是，我们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24．7％，这在各国当中是最高的。每年全国只是花在公务用车上的费用就达3000亿元以上。另外，国家在一些属于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何以如此，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个观念问题，或者说是中国社会运行的某种惯性使然，这或许都对，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权利问题：
首先从原因看，是个政治权利问题：人们对教育收费暴涨可谓民怨沸腾，但是，过种民怨并没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渠道转变为有效的政治压力，促使财政投入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使中国的教育投入达到法定的“占ＧＤＰ的比例应该达到4％”的要求，更没有在现有制度安排之下，启动法律程序向教育行政官员问责。
其次从结果看，是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公民为大学机构臃肿、冗员泛滥甚至为教育腐败买单，也要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不足买单，这是对公民经济权利的不尊重，贫困家庭因高收费上不起大学，因此而阻断了一部分公民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路径，这是对公民社会文化权利的侵害。
我们正在建设和谐社会，而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经济文化权利相对均衡的社会，而实现经济文化权利均衡的前提，是公民政治权利和政治愿望得到充分表达，只有这样，才能矫正偏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