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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往往高于经济目标。当地方管理者面对财政资金的严格约束，难以最大化目标效用时，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通过各种收费的增加来放松资金的约束
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是地处边疆的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2004年末，全县地方财政收入3852万元，财政自给率只有17.8％。可是，该县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周年“县庆”活动，为了加速建设县东过境路、民族体育运动广场等几个“献礼工程”，竟然强
令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捐款”。
有关献礼工程的报道并不少见，但是这样的“打肿脸充胖子”式的献礼却真算是“创举”了。为了县庆，金平县凡是“吃皇粮”的都被要求“捐资”，标准为一般干部60元，副科级干部100元，正科级干部150元、副处级200元、正处级300元。“说是捐，其实是强制。所有人都按标准上缴或被扣掉了这笔钱。”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本应该是件好事。而这样的硬性摊派，不但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被政府异化，也使公共产品的分摊制度被人为扭曲。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的行政目标往往高于经济目标。在目标多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除了经济目标，还有其他政治、社会职能目标。以《国家兴衰探源》而著称于世的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i－son）有一个“利益集团模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作为分权后的地方行政管理集团亦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更多地追求自身收益与成本的均衡，而不是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在的均衡。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比较关键的两个变量是：升迁和规模。在学者任晓看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上头对其职位升迁的考核因素。当地方管理者面对财政资金的严格约束，难以最大化上述目标效用时，他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通过各种收费的增加来放松资金的约束。
作为国有企业，事实上也摆脱不了来自政府的行政性干预，企业的决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多元目标。人们常可以看到，上级主管部门或国有控股公司要求信用好的企业出面为其他国企搞贷款担保，甚至让效益好的企业出面贷款为其他陷入困境的国企解困，至于为政府活动搞捐赠、摊派等更是司空见惯。比如说在这个金平县，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企业必须“认领”县庆项目。如县电力公司主动要求出一个游行的“摩托车方队”。但令人难以想像的是，这么“大方”的企业，却已经2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
这样的“献礼工程”献给谁？当然不是献给老百姓的。目前对政府的绩效评估，虽然也要通过一些横向的联系环节，诸如群众测评等。但更主要的是通过纵向的，即上级领导的考核来体现。上级领导并不是公共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如此一来，由上而下的财政约束变成了一种间接的联系，这样的一种责任机制、评估机制，淡化了地方政府政府对于行政成本的追求。于是，三年一小庆、五年一大庆式的“献礼工程”成了在领导面前突出印象、邀功摆好的工具。而群众，则在这种财政幻觉中不知不觉地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28日 第五版)
作者：林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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