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杨婷
1937年9月，刚刚20岁的张玉湖是河南大学的旁听生，七七事变后，他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并从豫北师管区军官队队员做到豫南挺进军总指挥部上校主任。
记者见到张玉湖，他已是90高龄的老人，但是体魄精神与60岁的人无异。
张玉湖家里有四兄弟，大哥、三哥早逝，二哥在南昌早已参军，并在所在部队任团长。父母在家乡务农，对两个儿子的参军，父母为此自豪又担忧，而张玉湖当时根本没有心思去顾及家庭。
张玉湖回忆说，“我们两兄弟与家里只能通过信件保持联系，信件是通过邮局走的，即使在沦陷区，邮局还是一直在工作，但也是通过秘密的渠道。信件交流得非常慢，时常几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父母当时在家里种地，那时的收成特别差，一亩地的麦子最多只能收获100来斤，一般就只有60来斤，而且赋税很高，农民生活是很艰难的。但是那时候的人少，可以多种点地，虽然父母很苦，但是也能生活。除了种地之外，我二哥的军饷还不错，时常能给父母接济。我与二哥之间也联系着，能互相知道这段时间，兄弟各在什么地方，有没有遇到不幸。”
1938年，张玉湖被派调到武汉大学中央训练团任少校分队长。“我到了中央训练团每个月拿97．5元的国难薪，这比在部队少校的国难薪高一点。”
两个月后，他被调派到四十六师及新编第六旅任少中校团长指挥官。两年后，调派到十一师二团，任中校。
“我与二哥都在部队，都有军饷，说得好是军饷，其实当时叫国难薪，在部队吃穿都是部队的，也不用花什么钱。我二哥那时带有随军家属，妻与子都跟着他，他的军饷比我的高，我当时是中校，每个月能领到100元，是纸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这在当时还算比较高的收入了。当时军官的收入级别为，军官少尉每月国难薪是30元，中尉是40元，上尉是50元，少校80元，中校是100元，上校是120元，将官是150元，依此类推。
我们也给家里接济，但是父母都不太要我们的钱，我的军饷也不怎么用。以后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有了家庭，军饷才真正派上用场。”
张玉湖与王玉梅以前曾是同学，在学校时两人都已喜欢对方，但是并没有恋爱，后来因为张玉湖的参军而失去联系。他们的再次相见很巧合。张玉湖的一个好朋友要张玉湖帮他买一件棉袄，并要他寄到王小林处。张玉湖花了400元买了一件棉袄，并借着到西安接兵的机会把棉袄送过去。
“我买了最好的一件棉袄，400元在那时应算是很贵的了。我每个月的国难薪是100元，但是另外有指挥师办公费的补助50元。当时物价也不高，在军队也没什么花费，所以不觉得买这个棉袄有困难。”
王小林在西安教书，张玉湖与她见面后才发现王小林原来就是以前的同学王玉梅。
“以后我们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长途电话打起码半小时，电话费很便宜，每天还要写信。虽然是恋爱了，但是我们一直不在一个地方，以后的书信都有一箱子。”
1940年，张玉湖与王玉梅在甘肃平梁结婚，在军队办了二十来桌婚宴。“花费也不高，大概1000元左右，我的国难薪一直没怎么花，有积蓄。在西安接兵的时候花了一些，但也花得不多，除开国难薪还有其它补贴，那时候加起来每个月有200元的收入。”
结婚后张玉湖与王玉梅一直分居两地，张玉湖在绥远，而王玉梅从西安到了河南洛阳，并与娘家一直定居在那里。1941年，张玉湖与王玉梅有了一个女儿。
“我妻子也有工作，她在中央日报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够家庭用，而且中央日报发面发油这些实物，这在当时通货膨胀的时期，是很划算的。因为物价大涨，我们的国难薪也发生变化，级别军饷根据当时的物价涨幅发，所以实际没有变少。但是谁也不存钱了，发了军饷马上买东西。谁也不知道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到什么时候会有缓解。其实，1938年纸币就开始贬值，但幅度不大。大概1942年开始就厉害了，一万元就是一元钱，面额巨大，不值钱。”
因为路途遥远，张玉湖探亲的机会很少。1941年的时候，张玉湖给当时在中央训练团任教育长的张震写了一封信，希望张震致函时任重庆中央陆军高级军官教育办的教育长张志忠，把张玉湖调到重庆中央陆军高级军官教育办学习。张震依了张玉湖的要求。
但是张玉湖没有去军官学校学习，在复函没到的时候，1942年他从西北到了洛阳探亲，张玉湖的父母也在河南。“河南当时的饥荒很严重，家里种地无法生活，我去探望父母，尽所能帮助家里。”
1942年，张玉湖到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任中校科长，到了洛阳，与妻子相隔200多里，平均一两月回去探望一次，“抗日战争这些年，我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不到一年。
“我就只有一个小孩，而且孩子的母亲当时已是小学校长，收入能供养家庭，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她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从来不问我要钱，当时物质很缺乏，用钱都买不到东西，家里的一切都是她来操劳。在部队，那时候也发一些实物，如麦子、油，我把这些东西都给家里。这样的条件已算很好了，我在部队，她有正常的工作，生活还能过得去。可以说是比上不足，但比下是绰绰有余的。”
张玉湖与二哥从1937年到1946年才见过一次，1943年后才与父母见面稍频繁一些，张玉湖部队所在地与父母相隔200多里，“在部队时间是很紧的，有时候连夜骑马赶回家看一眼，第二天再赶回部队，与父母离得很近，对父母的照顾也相对多一些。”
1944年张玉湖到豫南挺进军干部训练班任上校主任。1945年，张玉湖离开部队到河南省政府路东南行署任视察员，薪水由地方单位发放，以部队的职务薪水为参照，照发相应的薪水。
但张玉湖并没有进入行政单位而最终离开部队，1949年回到部队，并担任55555部队312师参谋长，直到1954年才离开部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