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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称，已颁布实施两年多的《安全生产法》，在执行中遭遇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自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安全生产法》以来，以这部法律为中心，我国形成了一整套和安全生产相关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据粗略统计，全国人大所立的与安全有关的法有10多部，国务院制定的各种条例达50多部。此外，国务院还发布了30多个加强安全
生产的通知，各部委的规章有100多个。用李毅中的话说，这些法律法规，加起来，一寸厚的装订本有3大本。
然而，为什么上百个法律都管不住“官煤勾结”，管不住“安全生产事故频发”。这也应了这么一句话，法律是灰色的，而现实之树常青。社会纷繁复杂，法律仅仅只是一件工具，法律本身局限性告诉我们，它无法在一切问题上都做到天衣无缝、缜密周延。法律的工具性并须经由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执行，套用《圣经》里面一句话：“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
然而，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却认为《安全生产法》抬高了市场准入，影响了当地的招商引资。在这样的地方保护主义下，执法和监管力量的缺席，直接导致了企业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就业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长此以往，事故如何不频发。
说明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形式主义”。一方面，制度在不断健全，专业机构业已建立，可以说对“安全生产”在法理上、条文上有着完整的建制;然而另一方面，制度应然与实然的背离，理论与实际的脱节，使得制度在运行中往往被架空。既然在社会运转中，制度的运行被形式化了，自然需要其他替代品来代替制度的实然功能，这就给潜规则的发生创造了发育的土壤和成长的空间。不论是当地官员充当保护伞，还是有权者干脆直接下海，借煤炭来发一笔财、狠捞一把就是某些地方政府和干部的一种“条件反射”。制度在那摆着，而真正起实际作用的却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根据美国学者弗雷得·雷各斯教授的行政生态理论，中国应该属于一种过渡时期的棱镜型社会，权力运行“太极化”，使得违法成本低廉，组织结构层面的多重性也使得机构臃肿和职责不分，更加速了行政权力的社会化并滋生腐败现象。虽然政府权力开始与其他社会公共行为分离，但并未从社会政治行为中完全分化出来，专业机构业已建立，却流于形式，整体行政效能并不高。
当法律被束之高阁，被架空的法律制度造成的不仅仅是监督的缺席，更重要的是引发民众的制度信任危机。上百个法律都管不住“事故频发”，这让立法者尴尬，更让守法者失去守法的勇气和信心。（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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