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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笔会王嵎生
随着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比较客观的报道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显著上升，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想家们有点沉不住气了，忧心忡忡，最近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力量，散布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制造“中国崛起”的恐惧。其中最离谱的，当数今年6月号的《大西洋月刊》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人物罗伯特·卡根等人的文章了。它们把中国与当年的德意志帝
国相提并论，认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美中之间“一场战略冲突在所难免”，美国应该早做准备，先发制人，及时琢磨“如何同中国打仗”。
这些言论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过去几年来，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原因，从不同角度，都有人说过。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布什总统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任国务卿赖斯，一是美国知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2003年，赖斯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重要演说，强调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理论”，“不能促进和平”；说“多极世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个世界折磨得痛苦不堪”；奉劝人们、特别是欧洲国家“放弃对众多新‘极’的追求”，团结在美国自由、和平与正义的“一极”周围。赖斯这席话不仅是对欧洲说的，也是说给中国等正在迅速和平发展国家听的。她十分担心欧盟、中国或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为新的一极，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米尔斯海默一再强调，所有大国都是无情的权力追逐者，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中国日益强大，也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
他们的这些看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历史上，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当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帝国衰落而另一个帝国勃然兴起的时候，在一般情况下，后者必然要向前者挑战，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重新瓜分世界，甚至争夺盟主或霸主地位，从而引起对抗和战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现象几乎是层出不穷。古罗马帝国以来，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何况，在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有哪个帝国或宗主国不是靠掠夺和战争起家的呢？！
但赖斯女士和斯米尔海默先生，以及《大西洋月刊》作者卡根等人，似乎仍然沉浸在陈旧的历史观念之中，其中有些人同时还受冷战思维的严重影响。他们并没有看到，现在时代真的变了，大不一样了。
首先，现在早已不是帝国和殖民主义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是不可逆转的时代现象。发展中大国的兴起，性质也不同于历史上帝国的兴起。它们要求的不是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世界，而是“和平共处”，是公平和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点已经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不仅正在兴起的中国如此，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大国也大体如此。亚欧会议的成立和实践也充分证明，很多欧洲发达国家，包括原来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第二，从政治关系来看，发展中大国的迅速兴起，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惟一超级大国来说，无可否认，确实是一种挑战，但它们并不寻求对抗。它们要求的无非是平等地位与伙伴关系，是对它们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尊重，是和平环境。环顾全球，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有意同美国过不去呢？有哪个国家在寻求同美国对抗呢？没有。如果有，那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实际上，没有哪个发展中大国在主动寻求同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对抗，更谈不上准备同它们争霸、打仗了。中国当前外交上处理同发达国家关系、特别是同美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就是很好的明证。问题主要出在希望“霸权永续”的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的理念和战略选择上。他们目前咄咄逼人的架势，正是他们面对强大世界潮流的一种“心灵脆弱”的反映。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现今时代，由于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要说所有国家现在都“同在一条船上”，“同枯荣，共兴衰”，显然为时过早，不切实际。但不可否认，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了，相互依存更多了，经济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更需要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不可想象，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绝对从中渔利，或“隔岸观火”，而全然不受损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当时美国虽然也企图隔岸观火，但危机的“幽灵”一度也游荡到了美国的家门口，幸好美国政府冒着官方出手干涉金融市场的骂名，及时组织力量进行了挽救。反过来说，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如目前中国和东亚的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只要采取务实的态度，它带来的并不是威胁，更不是灾难，而是大好机遇和共同繁荣。如其不然，只顾争夺不顾合作，只搞对抗不言协调，到头来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吃亏的还是自己，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可能幸免。
第四，从军事上看，由于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已经具备或正在增强防卫能力，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一般都有“第二次打击”的能力，包括也可以致敌于死命的“杀手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战争，都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即使像美国那样的军事超强大国，也难逃这种命运。你军事上再强大，可以把别人毁灭数百次，但如果别人也能把你毁灭两次或一次，那又如何？美国“零伤亡”的现代战争理念在伊拉克战争中早已破产。
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的。时代不同了，我们不能总是用老皇历看问题，更不应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和约束。美国就有一些有影响的资深外交家和知名学者，堪称是“识时务的俊杰”，如乔治·凯南，他曾经是冷战时期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后来他摆脱了冷战思维的束缚。1999年，他已经95岁高龄了，仍然头脑清醒，以切身的体会告诫美国当政者说，“美国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他指出，单就军事力量来说，（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许能够维持很久。然而，“不论是美元还是刺刀，都不能保证（帝国梦想的）成功”，“这个星球绝不会由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中心来统治，不论其军事力量有多大”。又如，前面所说的米尔斯海默先生，据说他近来对中国兴起的看法也有所调整。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值得欢迎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些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追寻“新帝国”的梦幻里。他们不知天高地厚，野心勃勃。谁也不能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能走向“疯狂”。这自然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不过，那又有什么办法呢？“上帝”要让谁灭亡，就要让他疯狂嘛。
（外交笔会时评小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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