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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帝王之术
一提到“中国式管理”，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易经、孔子、道、法、太极、孙子兵法。在这一类由中国古代典籍推演或联系起来的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人分了四类：由儒家思想推及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
中国古代典籍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它本身的直接应用对象不是现代大型商业组织，所以由此所推演出的“中国式管理”，更多的只是管理哲学层面的高度抽象，真正要运用到实践，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中国武学的上乘功夫一样，这样的“中国式管理”传授的是一种无上心法，靠的是学习者的悟性。
比如古代兵法，以诡为道，以诈为本，以致人死地为目标，是单赢模式。这与商业往来讲究诚信、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格格不入。如何用消灭敌人的方式来与对手竞争与合作，是件困难的事情。
纵览迄今为止被冠之以“中国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多数的内容是属于领导人的“自我管理”范畴，而对组织层面的战略、运营很少涉及。
有文章批评的尖刻但并非没有道理。“环境在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变成了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如果把帝王学命名为‘中国式管理’，且在市场经济时代以全球化为背景去教育当代企业家，用以构建现代企业，是否有请马王堆女尸参加亚洲小姐选美之嫌？”
客观地说，仅从管理者个体考虑，“中国式管理”也许可以让管理者们得到很多实用的感悟。但是最“精明”的个体，却未必能够带来整体的绩效。
一位咨询顾问在考察同一家企业在东北和深圳的分公司之后说，按照传统的观点，东北的领导更精于“中国式管理”。该顾问对公司总部说：“比起你们深圳公司，你们东北公司的领导更像领导，除了业绩做不上去之外。”
迄今为止在“中国式管理”方面著述最多的曾仕强教授所总结出的管理思想细致入微，但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往往是和个人修炼、沟通、职场人情练达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将“中国式管理”应用与组织层面的个案少之又少。
如此，这样的管理思想，被称之为“中国式自我管理”则更为妥当。
中国式管理≠西方管理的对立面
Jim Collins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讲到了“飞轮效应”。
假想有一个巨大的飞轮，直径好几米，重量有几十吨。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推动飞轮，慢慢地，飞轮动了，过了2、3个小时，飞轮转了第1周。继续推，飞轮转得快了一点，转一圈只需要1个小时了。继续推，飞轮转得更快了。当飞轮转到几百圈时，有人问，那个推动飞轮转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你无法回答，到底是第几圈的力量，使飞轮转得如此之快。
飞轮的过程形象地表述了一个公司由优秀到卓越的过程。无论最后的结果多么富有戏剧性，但转变的力量并非是单一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我们国内管理实践者和思考者，了解西方管理思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道和书籍，深入体验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有时会以偏概全地给它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比如，GE以完善的战略执行流程著称，但事实上，流程完善并非GE成功的全部。甚至可以说，GE成功的表面原因是流程完善。况且，GE善于执行并不意味着西方企业都是精于制度化和流程化的。即便在西方的商业世界，GE公司也是个特例。它并不代表全部的西方公司管理状况。
可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美国春田再造公司。但这并不妨碍这家1983年成立的以翻修废旧发动机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利润持续17年高速增长，它甚至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美国商业史上的奇迹”、“企业管理的麦加圣地”。这家公司成功的关键却似乎与制度和流程管理无关，而是由开卷式管理（全员的透明化管理）、企业大赛、大磋商等环节组成的企业文化活动促成了公司的伟大成就。你能说，春田再造公司就不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产物吗？
简单地给西方管理思想贴标签的另一面，就是给“中国式管理”赋予太多的个性。我将其称为“过中国化倾向”，似乎什么好东西都是中国特有，或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一语道破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比如，因为现代管理思想和易经等某些思路一致，就简单而过分地强调中华管理文化的源远流长。
比如，过分地强调“中国式管理”才有“人本思想”，实际上是漠视了众多欧美企业在这方面的重大实践。比如，有人抓住“目标管理”的危害进行批判，以此证明西方管理思想的弊端和“中国式管理”的伟大。但殊不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戴明就十分明确地告诫：绩效考核、包括目标管理在内，是惟一对今日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实际上，强调“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可能隐藏着一个风险，它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式管理是站在西方现代管理对面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就如同东方人和西方人，从本质上来看，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一样。
《市场报》 (2005年07月08日 第十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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