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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开放之初所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效应即将全面到期，浦东下一步如何发展至关重要
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整个上海经济可能不切实际，“浦东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时候了。”
这几天陈玉劼经常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作为新华美通的中国区总监，他正在积极筹备他们在7月底将开始运作的上海办公室，拓展上海的业务，会见上海的客户。作为目前国内惟一一家专业从事为各大机构向新闻媒体发布新闻稿的机构，新华美通的整个工作流程其实是可以在网络上完成的。不过陈玉劼认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正在向上海集中，上海也有相当多的财经媒体，作为中介服务机构，我们需要更接近我们的客户”。
事实上，在新华美通准备在上海设立正式办公室的同时，其母公司新华财经有限公司也正筹划着将其在香港的亚太总部移师上海。
国内外机构对上海的青睐除了上海这几年的蓬勃发展，浦东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迅速成长，也缘于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的召开。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由此，浦东成为首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浦东转型
迫在眉睫
像一个运转的机器在高速运行了15年之后，浦东的经济开始喘息。
据相关数据统计，2005年1－4月，浦东工业总产值为1139.49亿元，同比增长5.2％，而过去几年，这个数字一直稳定在20％以上，同期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0.4％，浦东仅仅是其一半。更严重的是，数字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了4月份，工业总产值和去年持平，增长为零。更让人忧虑的还有浦东的金字招牌，三个重点开发区，张江、金桥、外高桥1－4月的数字也不妙，产值比去年下降了3.8％，4月份下降值达到6.4％。
“现在看来，浦东发展到了瓶颈期。”浦东新区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庭辉如是说。
在采访中，沪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目前浦东新区原有的政策效应在递减，土地、劳动力等成本却在上升，这就促使浦东把下一轮发展的重心放在制度创新之上。
其实，更为引人注目的并非“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响亮的名头，也不是相关框架方案中所涉及的十方面内容，而是简简单单的“三个不”。
浦东新区综合经济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崔正德说：“浦东现在所面临的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方案中提到了‘三个不’———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不给，一条财税优惠政策不给。由于‘三不’原则的提出，使以前浦东所凭借的优势———要素、政策、投资都没有了，因此要发展，只能依靠创新。”
要依靠创新，就只能一步步地向前摸索。根除旧制度中带有弊病的部分，推出更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制。
某位浦东新区政府官员甚至表示，就他看来，试点方案只是框架性的，根本没有实质性内容。“不是已经想好了在这些方面准备怎么做，而是想好了在这几个方面必须有所动作。”
但有专家也指出，只有框架，就是意味着更具弹性。1988年就参与浦东开发开放政策研究的老专家、同济大学世界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彭运鹗便表示，“因为没有细化的政策，所以开展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固步自封，没有政策可能是另一种机遇。”
没有要素优势，没有政策优势，没有投资优势，浦东真的能在“二次创业”中再造辉煌吗？
崔正德认为，“在我看来，最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一产业的问题和弊病，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在以前，浦东搞发展，可以依靠要素优势、政策优势和投资优势，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打破以前的思维定式。”
崔正德特意提到了浦东时下推行的“区镇联动”，“从前大家眼中似乎只有区，没有镇。提到高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外高桥保税区；提到张江，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是张江高科技园区。现在‘区镇联动’提出来了，利用‘区’的经济优势和‘镇’的人文优势来共同发展，增强各产业的能级。这就是思维转变带来的创新意识。”
彭运鹗也认为此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在浦东兴起头脑的风暴，他表示：“尽管浦东的高楼林立，不过金融中心不是一个空壳子，它需要跨国公司总部在浦东真正作为一个决策头脑引导世界经济动向，而要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入驻浦东，上海还有很多需要与世界接轨的地方。比如金融离岸中心也许就可以借此次机会建立起来。”
浦东新区政府的一位官员表示，“浦东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转变经济运行模式。要敢于取舍，对于传统制造业要大胆转移。对于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要全力以赴，做大做强。”
上海社科院科研处王泠一博士也认为，“浦东应该做浦东应该做的事。只有将传统产业大胆转移出去，才能为现代服务业挪出更大空间。”
同时，浦东面临着电力、交通的瓶颈制约，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压迫非扶持产业、企业，近年来造成生产企业的大量流出。
最近一段时期，很多外资项目的投资并没有选择在浦东，大多数厂商说起浦东开始摇头，浦东的地太贵了，商务成本太高了，更多的人把眼光放在了上海闵行甚至北上去了青岛、大连。
寻求新突破
急升的营商成本和制造业的流失，的确给浦东敲响了警钟，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又不尽人意。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整个上海经济可能不切实际。而洋山港为物流和整体经济带来贡献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浦东确实到了一个需要补充新鲜血液的时候了。”一个在浦东工作了10多年的外企人士这样说。
但是，问起浦东新区被批准进行综合配套的改革试点，将会给浦东带来怎样的机遇时，该人士表示，对具体的内容并不了解，究竟会给浦东带来多大的机遇不好说，但是从国际各大城市发展的轨迹来看，创新与变化对一个城市与地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浦东新区正在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功能性政策。目前，这些方案已经陆续报到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委。
参与方案制订的人士透露，这些功能性政策涵盖面极为广泛。“为了向国家申请这些政策，区政府大量听取了开发区管委会、企业、专家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是反映了大家的呼声。”
比如，除了有关金融服务业方面的功能性政策，浦东新区还希望能获得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审批、管理和违规处理权；允许浦东对重大文化娱乐活动在营业税率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浮动；允许在浦东试行符合律师行业特点的税收政策，并按照实际情况，在浦东先行试点提高律师事务所税前抵扣额，并改查账征收为核定征收；对浦东设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授权上海市审批，报商务部、卫生部备案；允许在浦东试行设置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等等。
此外，在现代服务业方面，浦东新区还希望能获得上海市的支持。比如，浦东希望上海市能够授权该区审批国际展览，“报市相关部门备案”，并“在新区选择适当区域规划设立市级‘会展园区’，并制定相应配套政策”。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是上海工业一直以来的一大特色。“开发区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强力引资，从而实现超常规发展。招商引资一贯就被视为浦东发展的‘生命线’。”一位参与浦东规划的专家认为。
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上海走着新加坡的路。其实，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业高明；其次，政府主导的项目往往是钱堆出来的，资本回报和资金效率都不高；再者，企业往往受政策保护，属地头蛇，一旦离开本土市场或政府开放竞争，企业竞争能力便呈弱化。这是新加坡实施政府主导模式40年后发现的遗憾。
在4月18日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庆典之前，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已经向媒体透露了两个关于浦东的重量级消息：一是去年底就由上海市发改委、浦东新区政府开始制定的《上海浦东综合改革实验区框架方案》（简称《方案》）已经上报至国家发改委；二是中央银行非政策性职能部分作为“二总部”可能现身上海浦东。但是庆典来临时，这两个好消息浦东都没有盼到。
有关专家表示，这是中国首个国家综合配套试点，国务院高层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也是应该的。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上海浦东综合试点的批准，让大家渐趋平静的神经又兴奋了起来。
首个国家综合配套试点终于尘埃落定，人们似乎还在等待着下一个喜讯的到来。对于坊间盛传的央行“二总部”，也许哪天也会悄然而至。
与长三角一荣俱荣
浦东配套改革试点的消息一经传出，兴奋的还不仅是浦东和上海。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城市也在期待着，大家都对这个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充满了期待。那么，浦东配套改革试点到底会从中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记者采访了一些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的专家和学者，发现由于目前浦东配套改革试点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正式出台，许多人对于浦东配套改革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因此也无从判断或者不敢妄下断言浦东配套改革试点对于长三角区域经济具体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还是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表示，“中国目前的改革形势处于比较微妙的状态，包括国企的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等等。从总体来说，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中国的改革一般而言都是先从某些地方取得突破，然后再进行全面的推广。浦东配套改革也是如此。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长三角任何一点的快速发展对整个长三角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但前提是有相应的经济发展潜力在里面。浦东配套改革对长三角有什么带动作用，关键还要看浦东配套改革的具体内容。如果浦东配套改革将改变过去旧有体制的一些东西，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事情。”
而另有少数专家却有着不同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认为，浦东“试验区”的建立，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有可能会加剧地区经济的不平衡。浦东率先进行配套改革试点很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反而对周边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08日 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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