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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将工厂设在上海，索尼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索尼中国公司一位主管如此表示。来自金融行业的保险公司一老总则声称，“我要赚钱完全可以到青海等地方去设公司，那里投入低、竞争少、费率高，好赚钱。上海成本高、竞争又厉害，利润很低，但发展战略使我们不能不进入上海市场。”立志建设金融中心的上海浦东，不断演绎着金融、产业相互配套、聚合的成功故事。
力破制度瓶颈
浦东开发开放15年来，浦东已基本奠定了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龙头地位。
然而浦东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开发开放之初所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效应即将全面到期，浦东下一步如何发展至关重要。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杨建文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浦东新区原有的政策效应在递减，土地、劳动力等成本却在上升，这就促使浦东把下一轮发展的重心放在制度创新之上。
从对GDP贡献的相对比重看，上海金融保险业贡献率从1990年的14.8%，下降到1995年的3.7%，再上升到2000年的21.5%，又回落到2002年的0.3%。与此相应，上海第三产业的增长贡献率也从1990年的45.9%，下降到1995年的43.8%，再上升到2000年的57.0%，再回落到2002年的46.9%以及2003年的33.5%。其中2001年上海金融保险业增长出现2.1%的低潮，2002年甚至接近零增长。即使2003年增速有所加快，但仍然低于第三产业增长率和全市GDP增长速度。
连续几年低速增长，使上海金融保险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6.7%逐步下降到2003年的10.1%，与“十五”规划中提出的18%要求相去甚远。
对此现象，杨建文分析说：“上海在‘九五’时期就将金融保险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十五’规划中仍然将之作为产业支柱。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率先实施了外资银行的本币业务试点，率先试行了离岸金融业务的拓展。在现行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条件下，似乎该拿的都拿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但是，几乎所有主观努力都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结果。”
遭遇尴尬的并不只是金融保险业。今年第一季度，浦东新区的各项经济指标除第三产业与固定投资外，其他指标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外贸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工业总产值等的增幅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汽车行业产值更是跌幅超过40％。另外，随着商务成本的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迁出浦东或者不再首选浦东。
“如果讲优惠政策的话，浦东根本不是周边地区的对手，”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表示，“浦东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制度创新，获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后，制度创新将是浦东新区的主要工作。”
杨建文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所遭遇的瓶颈，证券市场的调整和长期低迷无疑是一个直接原因，这个问题的形成和解决都不取决于上海；而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是一个深层原因，这方面的突破还有待于国家统筹安排。
浦东清楚地意识到了制度瓶颈的存在。早在去年底，上海市发改委、浦东新区政府就开始了《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制定，并在4月18日浦东新区成立15年庆典前，上报国家发改委。
浦东的努力很快得到中央首肯，6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配套试点。这意味着15年后，浦东再次“先行先试”，成为全国首个由享受政策优势的地区转向享有体制优势的地区。
金融创新再成“胜负手”
据了解，《方案》一共涉及综合配套改革十个方面内容，其中提到“推动各类要素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
长期以来，关于浦东“四个中心”建设，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其中尤以金融中心建设最为引人注目且争议颇大。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作为现代经济核心领域，金融业正以其高度开放、高度集成、高度辐射的强势特征，不断成为市场一体化最强大的动力；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整体金融水平尚显低下，严格的金融管制的放松仍然需要过程的演进。
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表示，“近些年来，生产性服务业成了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尤其是在世界大城市的中心区发展势头迅猛。如伦敦中心区1984至1987年生产者服务部门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从11%上升到18%，1989年达到20%，而其他行业出现了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京情报信息业、广告业、金融保险业等快速发展，90年代末，金融保险业占东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5%,比80年代初上升约6个百分点；纽约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
专家指出，除了金融业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功能外，从根本上来说，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决定金融创新的水平与能力。
杨建文表示，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其意义就不仅单纯表现在政策的优势上，而是有望率先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现代政策体系，在此引导和影响下，浦东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文化都将发生深刻的转变。”
这种根本性的变革使得金融创新水平与能力的提升直接成为综合配套改革成功与否的风向标。据悉，此次综合改革配套试点方案要求浦东进一步加快金融衍生产品和票据市场的建设，并探索建立区域性再保险市场和未上市公司股权交易试点工作。而为鼓励金融创新，中央可能会扩大驻上海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并进行银行混业监管试点。
此外，为推动金融业开放，可能在浦东进行金融服务业提前开放试点，并通过创新金融资产的组织形式等方式，进一步吸引海内外金融机构落户浦东。同时，浦东还可以考虑创办以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创办股份制中小银行和合作金融机构，考虑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建立金融信息产业园区等。
根据浦东的规划，小陆家嘴地区将建成外资银行、要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产权交易所)等的集聚地区，而浦东的任务就是营造好的投资环境，形成这些要素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聚集地。杨周彝秘书长说：“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出台政策解决的，浦东会上报中央。积极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先行先试的意义所在。”
当然，这种意义并不仅局限在浦东，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浦东应该是上海的浦东、全国的浦东。”现在，每周一到周五，在上海外滩、陆家嘴，随着各大要素市场的“开盘”，“无形之手”令各种生产要素从全国各地迅速流向上海，又通过这里的各大要素市场快速反馈流向全国。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商品在市场化状态下有序流动，各得其所。
很显然，构建在此基础之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应该成为新一轮“聚变”中推动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快速发展，并促成市场经济建设显著“提速”的重要动力。
《国际金融报》 (2005年07月08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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