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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武力
近年来，我国城市学生的升学竞争，出现了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即原来发生于高考的竞争已经下移到中考，甚至有进一步下移到小学入学的趋势。
这还得从我国高等教育的“选拔”特性谈起。中国高等教育“选拔”制度，形成于上
个世纪50年代初期，还早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建国初期，比资金和物质短缺还严重的是高素质人才。政府自然试图通过掌握这部分非常有限、但是又与经济建设关系重大的资源配置，来实施经济发展赶超战略。因此，从1951年开始，国家就将高等教育的招生和毕业生分配纳入国家计划，实行统一管理。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自然就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在将其纳入自己使用和管理的同时，也自然要给其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比如，国家对高等教育提供公开和隐性的补贴（如免除学费并普遍提供助学金），包揽分配，有稳定收入，并给予毕业生国家干部的身份，尤其是最后一项，好处多多。
这种高等教育“选拔”特性本来应该随着高等教育供给的增加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国家提供给大学生的公开和隐性补贴以及社会身份和就业保障等都减少）而弱化，但是另外一个助长因素却凸显出来——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激烈竞争下，高等教育成为人力资本增值最快也是成本最低的途径。其中造成巨大压力的，仍然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的严重失衡：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高素质劳动力依然短缺，而缺少文化和专业的低素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这种供给结构必然导致我国工人（包括农民工和第三产业人员）的工资和待遇（劳动条件、社会地位、安全感和保障感）很低，甚至会随着城乡壁垒的打破和市场化提高而继续恶化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害怕失业或“沦”为工人的恐惧甚至高于要跻身上层的渴望。人们甚至感到就读一般大学都不够保险，大学毕业也不够保险，而努力争取到名牌大学，努力争取读硕士、博士，以提前获取在未来就业和社会地位竞争上的优势。应该说，这是目前随着高考入学率增加，而高考“选拔”特性没有弱化、学生和家长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
高等教育的“选拔”特性，又直接导致了高中、初中甚至小学“选拔”特性的形成。现在城市居民都公认初中升高中的“中考”为“准高考”，北京各中学也完全是按照分数来录取报名的学生，从竞争形式上已经完全等同于高考。再看小学升入中学，虽然北京取消了择校，实行电脑派位，但是高等教育的“选拔”压力必然导致这次选择的重要性，因此家长们就会想方设法进入声誉较高的中学，电脑派位同样不能阻挡各种变通方式：诸如走后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互惠等）、变换居住地址等等，这更加损害了教育的公平。为纠偏，政府又不得不开了口子，允许部分学校和部分名额实行考试性质的招生，因为这样似乎比“走后门”更透明、更公平些。这种高等教育“选拔”特性的继续延伸，就是许多家长从小学甚至幼儿园时期，就开始抓孩子的教育。这就扭曲了我国义务教育的目的，不仅加重了孩子的负担（这是学生“减负”屡试无效的根本原因），不利于全面发展，也加重了家长的精神和物质负担，造成了资源浪费。
追根溯源，劳动力市场严重供大于求的矛盾导致了工人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政府又没有及时跟进调控，从而导致了城市居民对失业和“沦”为工人的巨大恐惧，因此被迫走上了通过高考“选拔”来解除后顾之忧的升学恶性竞争和低龄化倾向。怎样改变这种升学恶性竞争和教育扭曲现象，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而且是整个社会的事，涉及到怎样对待社会发展和公平问题。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城市的中上阶层善待工人（包括农民工），其实就是改善自己及子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改善工人的境遇，自己的日子也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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