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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的汇率调整，已经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从国际经验看，当货币面临升值压力时，主动调整比被动调整好，及早调整比拖延调整好，因为拖延不仅可能导致市场机制的更大扭曲，并且可能形成更大的调整压力；同时，币值的调整需要相应的市场条件和制度条件，因此需要及早进行相关的条件准备。
目前争论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汇率水平的重估、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管制。
国际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汇率水平的重估，外汇管理部门近年来进行的主要工作，则是不断放松资本管制，以放松资本的外流，进而降低外汇供给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汇率水平的重估是必须的。这是因为，从1997年至今，人民币汇率在事实上固定在18.28的水平，没有跟随实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状况而变动，需要通过一次性的汇率水平的重估来矫正汇率水平的扭曲。
汇率政策的目标，应当是维持内外部经济均衡。中国当前的汇率制度，显然已经对内外部均衡形成了扭曲和制约，包括外贸结构的调整、房地产市场等，几乎都与汇率调整相关。
而外汇管理部门所进行的放松管制、放松资本流出、限制投资性资本流入的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在一定范围内有其效果。但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的资本项目中，一些相对高风险的子项目实际上已经开放，目前保留管制的只是较少的子项目，继续放松外汇管理来降低外汇供给规模、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从中长期看，放松资本管制的政策措施反而可能会增强外资的流入。
因此，当前汇率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在继续保持资本管制的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升值，同时将重点放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上。从具体的路径选择上，应当是重新回到1994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时承诺的、目前的《外汇管理条例》依然沿用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至1997年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有管理的浮动，实际上当时波动幅度并不小，1994年是18.7，到1997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达到18.28，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美之间的物价差异，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更大。这种情况直到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才被改变。当时，中国政府出于负责任的大国的考虑，承诺人民币保持稳定，这在实际执行中演变为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过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中国的经验表明，基于内外均衡基础上的适度汇率升值，以及基于市场供求的汇率适当浮动，并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1994年至1997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证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和德国是两个对比最为鲜明的例证，德国的宏观政策目标专注于内外部的经济均衡，所以汇率的波动及时化解了货币升值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日本的被动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持续的泡沫经济和经济失衡。
最后，从汇率调整的条件看，国有银行的改革、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利率的市场化，已经基本为汇率调整做好了金融体制方面的准备。
要保持内外部经济均衡，人民币尽快重回“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无疑是一个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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