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湖底防渗工程到湖心岛事件，再到占地3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圆明园眼下已经引发了多方关注。专家指出，这一系列破坏事件的根源，是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定义和专门的遗产管理机构，并呼吁依法成立国家自然和文化遗产专门管理机构，推进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媒体发表社论，对专家的呼吁予以支持，认为：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定义尚没有明确，加上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类似圆明园问题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专家的说法和媒体的意见似乎都有道理，但是，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如果继续迷信行政权力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希望建立一个更加权威的统一机构，就可以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
圆明园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与最近几年来不断引起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武陵源“天梯”、“水洗孔庙”、都江堰电站、泰山和黄山索道、十三陵周围柿树被“剃头”等事件如出一辙。这一系列事件所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在于，通过对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追问，使社会看到了公益资源的管理被部门化，进而又被部门利益化，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在这条脉络的背后，其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对遗产保护的绝对行政化。
行政化，本身并无贬义，签署加入《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强调的就是政府的责任。但是，行政化在中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却有着深刻的教训。许多政府机构在主持申遗时都是非常急功近利的，在申请成功以后的过度开发、不当开发的现象普遍存在，结果是申遗之后反而带来了遗产、遗址的迅速破坏。
认为以往的行政机构还不够权威，需要设立一个更加权威的行政机构，就可以终结公益资源被部门利益化的局面，这种思路的错误就在于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凡是行政部门就必然会追求政绩，行政垄断之下，谁也无法抑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
保护遗产、遗址，就是为了保持原状，这是一个严肃的人文主题，有着非经济化和非行政化的庄严使命；坚决拒绝自然和文化遗产被经济化开发和行政化利用，是其永恒的任务。中国目前需要的是权威的法律机制来对这项使命和任务提供保护。应当支持非官方的生态、人文保护组织或者热心遗产、遗址保护事业的公民对行政管理机构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比设立高级的行政权威机构更有意义。（来源：经济参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