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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总是把民工的权利当作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战略的问题。殊不知，日本、台湾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时，小企业的成长是最关键的动力现在大城市街头的民工，许多可能是未来的老板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渐大。“先富起来”的东南沿海经济如何扶持内陆经济，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
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台湾的资本向大陆特别是沿海地区涌动，不仅刺激了大陆的经济发展，也给港台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利益，构成了“大中华地区”资本内流的第一波。如今沿海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完成了初步的资本积累，生活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也都迅速上升。这就要求这些新积累的资本，像当年港台的资本一样，进一步向内陆涌动，开拓新边疆。
按照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投资是增长的关键；同时，向落后地区投资，也是保持投资者资金的边际回报率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发展中的经济比成熟的经济增长得快，因而投资于发展中经济，比投资于发达经济的资金边际回报率要高。
但是，这样的理念在20世纪已经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JeffreySachs指出，在1990～1998年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3%，中等发展中国家为1.9%，而最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增长。与传统的理论相反，越是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快。
面对这样的现实，投资者们纷纷在穷国门口却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97年，7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从一个富国流向另一个富国，另外20%流向8个发展中国家，而100多个穷国，只能分享剩下的10%的外来投资。这种局面，大概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开始大量吸引外资后才有改观。
问题出在哪里？先进地区的资金如何才能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WilliamEasterly在几年前出版的新书《追求增长的迷局》中试图做出解答。在他看来，投资本身并不能促进增长。真正促进增长的，是随着投资而来的新观念。
比如，贫困的孟加拉国是当今世界纺织业的出口大户，其纺织业崛起的一大推动力，是一家韩国的公司。这家公司并不急于投资，而是请了许多孟加拉国的工人到韩国学习纺织技术，条件是这一公司日后要分享受益的孟加拉国企业的利润。结果，130位首批学员在韩国大有斩获，回国后大部分人都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企业，那一韩国公司，自然因能分得一杯羹而大发其财。
Easterly的结论是：要刺激发展，知识比资金重要。那些孟加拉国的工人在韩国接受了新观念，而他们在自己国家中的成功，又迅速传播了这种新观念，这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比把钱直接投到孟加拉国似乎更为有效。
从这个角度看，缩小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不能仅靠国家的资金动员，而要靠民间企业跨地域的合作。我们有的一大优势，就是内地人口向沿海地区的大规模流动。这些人口，在沿海地区获得工作经验，可以回馈故乡，带动内地的发展。国家要做的，是保证从内地到沿海大城市打工的民工的基本权利，使他们能够从自己的血汗钱中，积攒下小笔的资本。并把这些小资本带回家乡，创立自己的产业。
可惜，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比如，沿海地区的纺织业已经热了20年。上千万的内陆劳工为此做出了贡献。按说，一个贫苦的内陆劳工在沿海大城市苦干几年后，可以把学到的技术和自己小本的积蓄带回家乡，筹得小笔贷款，利用那里更廉价的劳动力，建立自己的事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目前面临的区域经济的差距会减缓许多。可惜，这样的故事，我们很少听说。
可见，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体现着重要的制度欠缺。解决这一不平衡，光靠政府的动员也无济于事。从内地涌向沿海的劳工，是内陆最可能“先富起来”的分子。但沿海城市对他们的残酷盘剥，却无法使他们在致富的路上起步。如果我们有健全的法治，能够充分保障民工的权利，让他们在长年劳作后有小本积累，他们就可能建立自己的产业。
如今一些不法企业对民工的盘剥，无异于竭泽而渔，短期内创造了效率，从长远看则摧毁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我们的社会，总是把民工的权利当作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战略的问题。殊不知，日本、台湾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时，小企业的成长是最关键的动力。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大城市街头那些可怜的民工，许多可能是未来的老板。我们毁了他们的前程，也就毁了国家的前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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